同志们：

老刘离开我们了

大家不要伤悲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

继续他的事业

他永远在我们心中

我们永远和他在一起

孙恒

2011年3月25日

文/涂名（2011/3/25）

周三晚上，高战来电话，我没接，短信立即来：“湘波出事了。”我以为湘波被有关方面请去喝茶，按通常惯例，说谁谁出事了就是谁谁荣幸的被邀请去喝茶。

打电话给高战，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脑爷们哭得稀里哗啦，有点词句含混不清的说：“湘波车祸抢救无效。”我本能的说：“不可能，不是在抢救吗，只要抢救就有希望。”

电话给小何，小何说我先问问情况。又打电话给李昌平，李昌平表示不知情。一会儿小何的电话过来：“正在医院抢救，最好的情形是成为植物人。”

我马上按照湘波成为植物人获得乐观的心里支撑，因为凤凰卫视的刘海诺曾被医院宣布医治无效后，在宣武医院凌峰医生的介入治疗下，奇迹般的活下来，现在一切安好。

很快，陈敏辗转找到凌峰，听小何说，凌峰已经和湘波的家人通了电话。

和卫虹、李昌平约好周四上午九点在北京南站会和，去天津。

先到武警总医院附属医院，找了一圈没找到，又打车去武警总医院，吕呈平说在武警总医院附属医院，又打车到武警总医院附属医院，晕头转向的在医院找了几圈，终于在第三住院部的三楼手术室跟湘波的妻子碰头。

嫂子说：“一切迹象都很乐观，会有奇迹发生，我跟湘波说了，你还有还多事没做呢，你不能就这样不管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抱着她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我和嫂子一样，从听到湘波出事的消息时，就没有悲观过，湘波在农村版走廊上边走边笑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我的直觉告诉我，有抢救的机会就有生还的机会，一线希望就是全部的希望。

能抢救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一切都还有机会。

嫂子说：“湘波总是在外面忙他的事业，这下，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我说：“等湘波好过来，再也不让他出家门，就让他在家呆着。”其实余下的话我想说：“让他陪陪老婆孩子，陪陪年迈的父母。”

嫂子说：“我只要人，植物人也要。”

在手术室外，我们满心期待的等待。

嫂子跟我们说了一次又一次：“你们别站着，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湘波年迈的母亲也几次起身说：“门口风大，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到了中午，嫂子和陪伴她的亲人一次又一次的跟我们说：“下楼去吃个饭吧。”

下午一点多，李昌平和我、卫虹陪嫂子的亲戚去一楼血库买血，回来的路上，卫虹买了三个烤红薯，正吃着红薯，孙恒和他的乐队成员也过来了。

亲人、朋友、学生满满的一堆人围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湘波的手术结束了，有人提着血袋，有人拿着呼吸机，有人推着手术车，湘波基本上被纱布包裹，露出脸部，那张一直在我脑海里微笑的脸，看到湘波眼角的泪。我多想上去轻轻的喊一声：“湘波，加油。”

嫂子说：“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伤势比预期的严重，伤情没有想象的乐观，一切，只能等待奇迹发生。”

手术车推进电梯，我们一大群人跑步上十楼，楼梯间都是等待的人，探望的人，像一个又一个临时的生活区，吃、喝、睡都有。

到十楼，考虑到湘波刚刚手术，需要静养，没有一个人再跟进病房，大家都自觉的退回到楼梯间，我想，那么多奔跑的脚步声，那么多焦急的等待，那么多爱湘波的人，所有的力量汇聚到一块儿，湘波一定感觉到了，湘波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创造奇迹。

下午到医院对面，湘波家人临时借用的小房子里继续等待，等待医院规定的下午四点半探望时间。每个到医院去的人，都想给湘波加油，给嫂子加油，大家把爱的力量汇聚起来，把期望汇聚起来，一起创造奇迹。

下午的阳光很好，我和李昌平在草地上聊天，李昌平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了对资本的仇恨，但争论归争论，我们达成的一致共识是无论自由派还是左派，人性是前提，尊重生命是前提，当一个人的生命有安危的时候，先要放下一切争论，全力保有生命。

李昌平值得我尊敬，在孙大午遭遇牢狱之灾的时候，他站出来，为孙大午辩护，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他泪流满面，写《孙志刚是替我死的》，在许志永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忧心如焚，我说：“你有毛氏情节，但你有人性，同样是左派，有的左派对个体生命是漠视的，为什么？”李昌平说：“我是穷苦人家出生，我来自社会底层，知道老百姓受的苦。”

又把话题延伸，“有的人大谈价值观，大谈道德，实际做起来却是另一幅模样”李昌平顿了一会儿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牵挂湘波吗，因为湘波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我想这是给湘波的一个中肯又贴切的评价：“言行一致。”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湘波一直坚持，从未动摇，在浊世洪流中保有自我，在我认识的近十年的湘波记忆里，几乎所有节假日，湘波都去农村调研，和大学生一起。记得在定县翟城村，村里人不但和湘波像邻家亲戚，跟一起去的大学生，也是打成一片。他们和村里的人同吃同住，看过湘波们生活居住的环境，我总是瞪大眼睛问：“就睡这里么，被子这么少。”有时候也矫情的像个小姐似的惊呼：“天哪，没有暖气，冬天怎么过。”

我之所以相信湘波能创造奇迹，能挺过这一关，是因为，三年的同事，所有的记忆太深刻，我相信，他所到的每一家农户，每一个被他的笑容温暖的乡亲们，都会为他祈福。记得在《中国改革﹒农村版》的时候，迫于业务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装出一副关心农民疾苦替贵党操心，关心三农问题的亲民状，可实际上，骨子里，大都以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自居，真正做到灵魂里视人人平等的，是湘波、许志永、小丘。

下午快四点，我们去病房探望，遇到从香港赶来天津的刘海英和小丘，到十楼，嫂子坐在楼道里，尽管她表现得一直很乐观，但看得出来，她已经非常疲惫。术后七天是稳定期，大家一致同意不去病房，只跟嫂子告辞。

大概有近二十个从北京赶过来的学生、同事，大家自发的一起开会，商量接下来的分工，刘海英和小丘总负责，有的负责接待，有的负责交通事故的处理，有的负责陪伴嫂子，有的负责信息的发布，更重要的是，湘波辞去天津科技大学的工作后，各种保险已经中断，考入人大读博士后并没有办理保险的转移、续交事宜。李昌平说：“保险的事是重要的事情，湘波的治疗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需要很多钱。”

小丘大而无神的眼睛看着李昌平，手臂有力的拍拍李昌平的肩膀说：“有我在，一切放心。”

告辞留在天津负责帮忙的一群人，我们起身回北京，路过小区门口的鸡蛋煎饼摊，孙恒、卫虹、李昌平争抢着给我们买鸡蛋煎饼吃，李昌平豪气的甩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说：“来十个。”摊主说：“二元一个。”话音刚落，好几只手伸出五元的钞票在摊主前晃，斜斜的夕阳照着我们，美美的吃着鸡蛋煎饼，每个人都如释重负的乐观起来，暗自思付持久战的事。

出租车上，李昌平说：“等过了稳定期，湘波好些了，得给湘波改个名字，刘老石刘老石，这个名字不好。”（刘老石是湘波自己取的艺名）。

在北京南站，下车后，李昌平又叮嘱我：“涂名，我看信息的发布工作你来做，你给湘波建个微博，建个博客，把所有真实的信息及时发布，把所有汇集到的祝福的语言，鼓劲加油的语言打印出来，让嫂子陪护的时候读给湘波听。”（嫂子说，每次说话的时候湘波都听得到，湘波总是流眼泪。）

今天早上，吃早饭，姚遥来电话：“我收到一个短信，湘波停止了心跳。”

和白亚丽通电话，湘波昨天晚上八点多停止心跳。

问表哥：“植物人还需要心跳么，没有心跳是不是也可以。”表哥说：“应该不可以，也许植物人也分一些不同的情形。”又问姚遥：“植物人还需要心跳么？” 姚遥说：“我有一个亲戚出了车祸，昏迷两个星期醒过来，短暂心跳经过抢救是可以的。”又说：“现在湘波放在哪里，在重症监护室吗？”

收到小何的短信：“真的很难过，湘波昨晚走了，原以为他只是想念我们，像他组织的众多活动一样，开个玩笑以便我们欢聚，现在他却真的把我们孤零零的仍在这个世界上了。”

给李昌平电话，电话打通了，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哭泣，止不住的哭泣，李昌平说：“话都没有说上一句。”

中午去幼儿园接边边，到大公园晒太阳，冬眠的树枝开始苏醒，冒出嫩嫩的绿芽，北京早春的阳光慷慨得很，一路活泼泼的洒来，公园大路上来来往往去吃午饭的人。可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再也没有湘波了。

生活有时候像一场梦，一个意外，一个突然，有的东西就永远的没有了，有的人就永远的见不着了。走的人是解脱了，去分享另一个世界的别样景致。

把怅惘，徒留给生的人。

老刘走了，紧跟理想的一生

           如往常一样在公司食堂边吃饭边看着新闻，邻国缅甸发生7.2级地震波及云南、广西，在这个自然灾难、人为战争不断的2011年初，小小的7级地震并没有引起我心里多大的波动。吃完午饭回到公司，习惯性的翻开电脑弹出QQ群聊天记录得到消息：刘老石因车祸于昨晚离开人世，离开了他多年的乡建之路。噩耗传来、坐立不安、浑身乏力！

       刘老石原名刘湘波，原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全国大学生支农”项目带头人之一，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负责人。他对当代青年学生们的沉迷网络、精神缺失感到愤慨，但他也对当代的青年学生们寄予厚重的希望，他用脚行走在乡建之中，用执着的行动来启发着青年们！他在辞去天津科大教师的公开信上赫然写着：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

第一次见到刘老石是在05年冬天，那时广西大学学生三农学会还没成立，与众多充满热血的青年学生们的见面会是在雨无声网站办公室。他穿着朴素、笑容可掬，开场白就是：有关于青年学生成长及支农的所有问题你们都可以问——。05年中央将一号文件再次锁定在“三农问题”，也正是全国各地大学生下乡支农活动开展风风烈烈高涨之时，西大三农学会也正值筹备之中。刘老石释解了我们很多所考虑的问题，用坚锵的声音支持着我们再往前跨一步。

08年7月毕业带着一腔热情及寻找战友情谊的心境来到刘老石主持的梁漱溟乡建中心，三十来号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刘老石更坐在一旁看望我们，留心着各个学员的精神面貌，更多时候是让已跟随他多年的骨干学员来担当组织管理的角色。在山东蹲点的一年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与刘老石直接电话、邮件联系过，只是期间多次回中心总能每每遇到他，他总是不辞辛苦的奔波于天津科大与北京中心之间。他在中心的日子从不落下晨练，尽管他为众多的事务操劳着、思索着偶尔也能看到他额头的皱纹深了一度，但他的体格身体一直很棒，一直坚持着，有每次要打扫清理中心厕所时作为“领导”的他总是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为证。

我一直有个疑问：他做乡建这么多年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特别是初期没什么资源、资金的时候不仅不能为家里分一份忧而且给家人多了份担心。我没有为这个问题当面问过他，后来从与我曾一起在山东姜庄下过乡的他侄女JL处得知，他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是蛮支持他的，那是他喜欢的事，他力量的源泉。在09年8月离开中心之前，我写了一篇一年来的感想总结，将来中心时中心的状况与即将离开时的状况做了个比较，提出中心的学习力、批判力和行动力有所丢失，为此，刘老石召集全体中心人员专门开了个讨论会。他是为每一个青年答疑解惑，即使是即将离开中心的同志。

世界无常，天妒英才，心中巨星额然坠落！

他视天下有理想的青年为自己的儿女，他用他毕生的精力来促进青年们的精神成长！

有近一年没回中心了，是该回去看看了！

                                                            不合格的兵：经杰

                                                             2011-3-25于南昌

今天上午突然接到东风的电话。电话中带来一个噩耗：刘老师去世了……

我一时难以接收，怎么可能？因为计划4月初要调到北京工作，前几天还在心中想着到北京后，去趟天津看望我们的刘老师。3月22日接到东风的电话，说是我们的刘老师出了车祸，我当时就很难过，询问情况时，东风当时很乐观说已经度过危险期正在观察，只是担心康复后是否行动不便，没想到，今天却突然说刘老师走了……

认识刘老师还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是在天津科技大学的“马列青年学社”结识了农业——我们的学长，同时也结识的老刘——我们的刘老师。那时刘老师刚刚到科大任教，满腹激情。讲课也很洒脱，鼓励我们思考，并不要求我们为了考试而死记硬背课本。后来在刘老师的倡导和支持下单独成立了一个社团，我也加入了，多是负责预定培训室——用电教室做培训，布置会场的体力活。记得有一次刘老师组织我们听温铁军关于“失衡的精神家园——关注三农”的演讲，当时学生多受启发；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得了白血病住院，学生会组织募捐活动，我们几个人在校园内悬挂了横幅“让我们为XXX同学祈祷”，后来学校院系主任找到我们，不让悬挂，说是“祈祷”这两个字“意识形态”太明显，有点西方主义。当时刘老师是支持我们的，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刘老师对人“终极关怀”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去管什么所谓的“意识形态”。

真正和刘老师在一起，是参与第一次下乡支农活动。当时几个热血青年，聚在一起，而刘老师就是核心，是导师。所有的活动，都是自己策划、组织，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解决。那时，“三农”并不像现在这样收到关注。刘老师在那个时期就开始用自己的影响力，筹建社团，组织“支农队”自愿到农村进行调研，随行的还有募捐的衣物和书籍。在所有的活动中，刘老师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积极、乐观，同时也是忙碌的。

在刘老师身上，有着东北汉字的豪爽，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兄弟、妹妹一样关照，同时也是顾家的好男人。那是我们几个经常到刘老师家里去，刘老师和我们谈社团工作、谈“三农”问题、谈最新的中央三农政策，激情洋溢；偶尔谈起来他们家的小公主，才显示出男人柔情的一面，现在仍然记得刘老师在向我们谈起给他姑娘起名字、改名字时的幸福感的样子。

毕业后，刘老师几次提起推荐我到北京参加“实践”活动，但是由于家庭的原因，我没能继续追随老刘。我很自私的想法是先要为我的家庭努力，让父母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后来忙于世俗的生活，和刘老师的见面次数越来越少。听说刘老师仍然在为改善中国的“三农”问题而到处奔波，仍然有学弟、学妹追随，依然清贫。但每次联系，都能感觉到刘老师的工作热情和对未来的执着，同时也不断听说，刘老师的队伍不断扩大，天津、北京更多的高校社团加入，开展了更多、更深入的调研和时间活动，中央也越来越关注“三农”，关注“民生”。后来每每听到关于农村改革的消息，边想到刘老师，比如教育支农、“三下乡”活动，以及后来取消农业税、给与农业补贴，以及农机补贴……

刘老师走了，突然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怀念……

今年元旦那天刘老师请我和王丹老师吃饭，怎能想到此竟成为永别！！我也突然回忆起当时刘老师说：觉得自己像快死的人了，要抓紧一分一秒学习、考虑问题。不想一语成谶，天不长眼。生命如此脆弱，如此无常！
新乡村建设运动刚刚进行十周年，正从试点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无论乡村教育、生态农业、大学生支农，乡土文化建设、农村生产、消费、金融合作社，这些新乡村运动的试点无一不正在中华大地上快速发展。而这一社会实践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刘老师却在这时选择永别，这是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巨大损失。
刘老师还谈到10年来新乡村建设运行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将8、9以后年青人从极度被压抑的边缘状态重新拉回到历史中心舞台。就我个人而言，从一个懵懂少年转变成一个具有初步宏观认识、关注三农及更宽广范围事物的青年，刘老师是精神导师，是引路人，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与刘老师打过交道的年青人身上，都反复出现。
刘老师以壮丽、精彩的一生谱写了支农人的光辉篇章，将成为一座丰碑永筑心头。您安心远行，大家正有序工作，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您的遗志，不断前行。
2011-3-25
陈乾方

08年夏天来到乡建，见到刘老师和中心的朋友。刘老师，是个好人，一心为了农民、为了穷人，不曾想过他会离开，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难过，这么好的人，有责任心的老师，为了穷人，为了社会，无私的付出，坚定自己的追求，无视别人的风言风语，无视金钱利益，不顾自己和家庭，付出那么多。

老师，是一个勇者，他走的路艰难的，是别人不愿意走的，但，是最有意义的，最光辉荣耀的。

能说什么呢，我也算是他的学生吧，曾聆听过他的教导。我很崇敬他。

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他最好呢，我想作为学生的我，只有以自己的成长，奋斗，对理想的坚持，追求和实践，继承老师的精神信念，去为了大多数人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