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的到来
刘湘波
2004年10月的一个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等六所学校的大学生支农队进入了河北献县的一个小村——权寺村，此行目的是协助当地村民公益带头人老李成立献县张村乡第一个农民自发组织的“枣农协会”。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也同时到达河北望都县的庄里村，这两个队将开始一个竞赛：看哪个队能在周末的两天内协助农民建立一个农民专业协会。
天津科技大学三人先于大部队一天赶到，做前期准备工作。他们首先得到村干部的支持。由于农忙没有结束，农户难以集中宣传，这加大了同学们工作的难度。根据对成员的摸底情况，决定采取“晚上集中辅导与白天入户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协会基本常识”培训。
这批分别来自3个省市6个学校的13名志愿者刚刚到村里，就立即投入到成立协会的集中交流工作中。一曲支农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合唱加深了村民对大学生们的信任。通过协会常识讲解、协会成功案例分析，又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与成员一起算了一笔经济账，村民讨论之后达成一致意见——成立“枣农协会”。热情高涨的村民，要求立即选出带头人。
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协会成员对协会的规范化、组织化还难以适应，村民依然停留在低级的合作要求当中。于是大学生们安排协会骨干于第二天上午集中。协会骨干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在大学生们的协助下，起草章程。之后大学生志愿者们又分成4组，带着章程草案复印稿，进行入户宣传讲解，意在加强成员对协会规范化、组织化的认识。
当晚村民和大学生们举行了热烈的文艺演出，与村民的互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协作。
第三天又下了一场及时雨。天公作美，村民可以不用下地了。大学生们立即组织第二次成员集中交流会。动情的讲解、理性的分析以及老李对协会长远工作的计划，村民们终于认识到了协会规范组织、成员民主管理、各尽其责的重要性。大学生们逐条讲解了协会章程草案，得到在场20多村民的支持。大家一致同意由“筹备委员会”暂时管理协会，待农忙过去之后，再进行民主选举，并通过章程草案。
在献县林业局“林果协会”的建议下，权寺村“枣农协会”成为其分支协会，由林业局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协会聘请县林业局王局长任协会名誉会长、权寺村副书记任协会政治辅导员、权寺村委主任任协会顾问。至此，权二大队“枣农协会”正式成立。
第三天下午，带着被跳蚤咬伤的红疙瘩，满载对“新乡村建设”的思考，13名志愿者离开了权寺村。
另一队同学则是由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和河北农大等7个院校组成的一支12人的队伍，也于同一时间，协助庄里村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圆满地完成了支农任务。
这又是一次大学生们到农村去的普通的支农行动中的一次，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乡村的支援。也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又一次庄严的承诺。
然而他们刻意选择在周末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象征色彩，他们是以支农行动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们正在和一个时代决裂，他们在向一个新的时代发出呼唤，他们在庄严地宣告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像这样的支农故事，对于大学生支农队来说，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大学生支农队而言，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了。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大学生们在全国范围内，协助建立的实验性的建设点，已经有二三十个了。
但是这并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学生们的样子，大学生们为此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不懈的艰苦探索。三年前，刚刚开始的支农行动，只有北京天津的几个学校，参与的人很少。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农促协会、天津科技大学的“新希望”农促会、北京大学的乡土中国学会和中国农大的农研会是最早的几个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社团。对于当时的大学生而言，还只是好奇，甚至是好笑的。他们被称为“农村的”。不仅仅根本没有任何舆论认可，甚至还会因为关心农村问题而受到莫名其妙的调查，甚至有的学校的团委部门竟然撕掉了学生的海报。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支农活动其实也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只是潜意识中觉得自己需要这一切。农民需要支援，他们还只是着眼于调查和扶贫。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的主要任务是到农村调查，顺便给孩子们捎去一些从大学里搜集来的旧衣服和旧文具，那是些大学生们捐来的东西。那时候的大学生支农队更像调查队。而这只调查队的出现对于那时一些干群关系异常尖锐的农村而言不啻为久旱甘雨。于是太多的甚至令人震惊的故事就发生了。
那年的夏天，北京大学乡土中国的14人的支农调研队到内蒙古的安家胡同村去调查。同学们还没有进村，派出所的车就跟了进来，为首的警察指着带队的李小三的鼻子说：“赶快撤退，不然我收拾你。”
但是，在几百名村民的保护和簇拥下，学生们没有撤退，一直坚持了5天，最后写出了厚达百页的调查报告。而村民们的爱戴则是真正的令人感动，他们为了保卫大学生们的安全，每天晚上轮流站岗，每个人两个小时；每次有同学出去调查，他们都会尾随保护，为了不妨碍调查，他们只是远远地跟着。
像这样的队伍又何止一个？那年有十几支队伍到农村去。十几支队伍回来后的感觉几乎一致的都是惊心动魄。北航到安徽砀山的支农队伍甚至遭到下至村干部上到乡派出所，再到乡干部，再到县宣传部，再到副县长的轮番拜访，而干部门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不要留在村里，要到县里，住宾馆请吃饭。而包括3个女生在内的7名大学生组成的支农队尽管柔柔弱弱，但还是坚持到最后一天。那些跪在他们面前的，那些残疾无助的老人让他们无法想象自己还能跟随干部离去，他们几乎流干了眼泪。
安徽杨庄的干部们在大学生们的敦促下，十几年来第一次可以和村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谈判，同他们讲理争辩。而干部们也是第一次同农民们达成协议，答应解决农民的合理要求，并给予了承诺限期。对于农民而言，这是怎样的胜利和震撼啊。
到河北苗村的同学们为了躲避乡干部的围追堵截干脆不接电话，手机竟然被打得没电了。到塔山坡村的同学们则听到干部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怕记者，但是怕大学生。记者好摆平，你们怎么软硬不吃呢？而恰恰老乡们也同样说出了一句话：大学生比记者强。
但是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些惶恐的乡干部们到处找人向大学生们说情，没有关系可找的顺平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最终和大学生们签订了协议，保证在两个月内给农民解决问题，最后签字画押。
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结局，这样的感动，令几乎所有听到的人都感到惊异。但是也正是这种惊异，最终让我们不能不调整方向。如此尖锐的矛盾，我们怎能继续推动它的激化？激化后的农村意味着对农民有好处吗？
接下来大学生们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直接介入几近爆炸的农村冲突显然是很危险的，但是想要找到没有问题的农村也同样有些困难。不管大学生跑到哪里，都会有人拿着材料来反映问题。但是问题是把问题反映出来又怎么解决呢？这是一条没有结果的路。对于农民而言，北京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符号”；大学生们也不再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而是中央派来的“钦差”。但是大学生们怎能够担当如此重任呢？又有谁能够一下子化解如此深刻的矛盾？
于是莫大的痛苦和悲哀由此而生。那是一种眼看亲人死亡却无力相救的痛苦。
在短暂的犹豫和反思后，支农调研开始了新的转变。以后的支农的主导方向是促进农村建设人才的生长，让那些有一定影响的人才站出来为农村发展服务，这些人才可以是技术能手，可以是法律政策的高手，也可以是文艺骨干。找到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找到了农村发展的原动力。从此，大家都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去寻找农村里的这样的带头人。为了和他们很好的沟通，又建立了科技法律文化信息流通站，让城乡、农民和大学生之间沟通起来。
在已经建立的200家信息流通站中，有一大批非常杰出的人物，也有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故事。
山东的刘凤兰是有点文化的连说话都非常柔弱的妇女，在大学生的启发下，她在祠堂前钉了一块黑板，专门张贴大学生们每月邮寄过来的法律政策。但是不久这块板子竟然被人扔进了井里。刘凤兰一气之下，就在房上架起了高音喇叭，把大学生们的东西录上音，每天在喇叭里放。这下好了，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大家边干活边听中央精神。
另一个安徽的妇女王素美更是难得，坚持一个人带领大家学习法律政策。每天中午，她和姐妹们领着大家坐在大树下，讲法律讲政策。大学生们邮寄的材料已经被她读烂了，但是大家还想听。多的时候，听众都有几百人。村里的干部们劝她，读可以，别解释行吗？
河北的宋国顺则是传播科技的能手，他甚至建立了科技推广协会。而在此之前，他上访了98次。
但是无论是大学生们还是农民都发现，这个信息站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纽带，这个纽带对于那些甚至要贿赂才可以搞到中央政策或者法律的农民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但是仅仅有政策就够了么？农民的发展问题谁来解决？农民需要的东西比信息更多。
于是，大学生的活动开始逐渐走向了帮助农民建设的新方向，那就是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如今大学生们成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百上千的大学生志愿者投入了新乡村建设的行列。安徽的南唐村是大学生们建立的最早的实验点，他们成功地把一群维权精英们转变为乡村建设的带动力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这个村的文艺队、老年人协会远近闻名，这个村子从此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文化新村。
微山湖畔的姜庄村是大学生们建立起来的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实验点。姜庄村曾经是“上访专业村”，这里的农民刚刚成功地罢免了村委会的干部。现在，在大学生们的帮助下，他们又建立了文艺演出队，建立了老年人协会，建立了合作社，建立了养兔协会。当地的妇女还自己建立了妇女协会，组织妇女搞文艺活动，搞手工编织，搞互助合作。妇女们为了编织扇子，跳到齐脖子的深水中割蒲草。每天晚上，在姜庄村的文化大院中，都有上百人在那里扭秧歌、唱歌，最后还要高举右手宣誓：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歌声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不可离开的一部分。山东经济学院的大学生们还帮助村中20个贫困儿童找到帮扶班级，帮助建立绿色产品消费合作社。
大学生们的成绩得到了当地县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姜庄村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典范。然而，它只不过才刚刚半年的时间。大学生们的每次离开都会成为泪雨纷纷的日子。
而在靠近神农架的风风雨雨的三岔村，也迎来了大学生们的第六次精神激励为主导的培训。这些由大学生们主导的培训，正在精神上彻底地改变着村民的生活状态。由猜忌、抗争、不信任组成的三岔村开始走向协作、团结，村里不仅有了文艺队、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养猪协会、板栗协会、养鸡协会、魔芋协会和天麻协会，也有了合作社，还建起了夜校、图书馆。但是所有的花费不过2000元。这正是大学生们精神扶贫，“多投入劳动，少投入钱物”的原则的再现。和往常的活动一样，大学生们更多的是自掏腰包，节俭创业。
这种改变还在继续，不知道改变中的三岔人最后要走向何方？但是三岔人说，我们有了希望。
有希望的地方不仅仅是三岔村，白石夼村、宝月寺村、王老村……哪一个不是希望的灯火？
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大学生们在创造着农村的希望。
新乡村建设运动就在村民的渴望和大学生们的奋力推动中艰难地延伸着。而就是这些推车的人，最后发现自己已经不仅仅是推车的人，最后发现不是自己在推车，而是车也在拉着自己跑，自己已经变成了车的一部分。所以当一个大学生说“农民挽救了我”（北理：陈乐乐）的时候，显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替大家在陈述着一个往事。而讲述这个故事的也绝对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群充满了渴望的生命。他们坚信“我们还有崇高的理想”（北师大：赵玲），坚信“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孙恒）。
2004年酷热的夏季，另一群大学生们则是带着这些梦想走上万里千村的自行车骑行。全国各地的十几支队伍在几乎完全自费地奋力骑行，一个村一个村地宣传着中央一号文件，传递着一种爱心，一种理想。当这些脸上黝黑、筋疲力尽的宣传队员们仍然高唱着歌走进一个又一个村庄时，哪里只有同情和心疼，你分明感受到了一次生命的冲动，经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感动和壮丽。你难道没有感到一种新的精神的到来？
也许在故事中让你更多地感到那些朦朦的远山，静静的山村。但是给你讲述高尚的意义的，却绝对不只是一次次的行动，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一个的亮丽的青春故事，而这些才更真切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肖青，曾经也和其他青年人一样，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到深圳去寻找自己的梦。但是短短的三个月就让他自己感觉到优闲的生活、不错的工资，并不是自己梦的本真。而安徽南唐村的炎热的夏季则让他终于溶化了自己的已经构建的黄金屋——他一下子放弃了所有返回深圳的可能，从此变成了农村的儿子。所到之处，农民就仿佛听到了福音。
不知是相信理想的力量还是对真正的生活的向往，另一个执着的女孩子白亚丽也放弃了已经没有生命的校园。她走进了肖青呆着的那个小山村。于是一个农民做主人的新山乡巨变的故事和一个全新的人生也在这里开始。这样的人生引起了青年们的巨大共鸣。此后这样的巨变，这样的故事又在其他地方演绎。
而另一女孩肯定没有见过这个美丽景色的山村，但是却同样在创造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她已经不知道教多少个村子的农民唱歌了，但是这个创造了别人梦的天使竟然没有钱交自己的学费。她的名字叫游丽金。而对面的陈科灶则说，我几次带着压力想离开支农，但是最终真是找不到离开的理由。
奇迹的人生和奇迹的生活可能更多是平凡的青年人创造出来的。不久，又有很多人再演绎了肖青的故事。这对于武汉大学的詹玉平而言并非是一个浪漫的故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痛苦的选择。珠海无疑是适合詹玉平的，优雅的环境、轻闲的工作、优厚的工资，这正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正是这些在吞噬着他的梦。刚刚工作三个月的他，决定辞职，仍旧到农村去继续自己的支农故事。来自公司的威胁，来自家庭的哀怨，来自内心的冲动，无疑都是值得认认真真考虑的。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那个贫穷的小三岔村。当这个当初连火都不会烧的青年人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农村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留在他内心深处的决然与震撼。
这种决然又何止在这几个人心里发生。当那些熟悉的面孔默然地从面前走过，虽然他们只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的几张普通的脸，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何等的坚毅，那些在更艰苦的环境下决然向前的人们不是更值得尊敬吗？
这些感人的故事后边的纷繁复杂可以肯定不会这样简单。但是却毫无疑问地昭示着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到来。也许我们还沉醉在往日的迷恋中，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过，甚至连变化着的农民都未必知道已经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时代其实已经开始了记忆，所有的这一切也必然写入一个新的时代的历史。
这个新的时代尽管还像昨夜的梦一样在游移、飘忽，让我们难以感觉。但是我们分明已经感到我们的理想就在那里，那就是我们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