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前，民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多年。以致有人说，在中国“不知道‘新乡村建设’就不是研究农村问题”。那么，新乡村建设运动都做了什么？前景如何？
民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刘老石
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关注农民命运的人而言，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大家清楚，农村新一轮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对于多年进行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者而言，这一天几乎已是必然。
那些具有点乌托邦梦想的新乡村建设实践者们，开始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农村调查，搞清农村的问题；又在定州办起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开展综合试验；紧接着，兰考的试验区建起来了；志愿者们推动着的各地30个实验点也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讨论多起来了，发出声音的团体也多起来了。新乡村建设已经真正实质性的展开了。
云南的禄劝、贵州的雷山、吉林的梨树、河南兰考、浙江杭州、湖北武汉等地都出现了新乡村建设的团体，而在所有的努力中，最具规模的、最为深入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当数在北京的温铁军博士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当然，开始做实验的又何止这些人？很多地方的工作在没有外界的关注下在默默的进行着，有的甚至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自己的尝试。
新乡村建设运动都做了什么？
在外界人的眼中，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们都是一些苦行僧，不食人间烟火，埋头苦干。而那些左臂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则是一群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战士，兰考的干部们则干脆说“大学生是红军”。就是这个自称为“红军”的队伍，6年来，每有五一、十
一、寒暑假就会组织大批的志愿者下乡，帮助农民掰玉米、帮助孩子们辅导功课、寻找失学儿童、宣传法律政策，还把大包大包的衣服送到贫困户的手里。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最能干的事情是帮助村里组织五好家庭评选、好儿媳评选，恢复乡村文化生活。特别是组织文艺演出队、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甚至是经济互助协会，成立各种合作组织。这些看起来一文不名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0多个新乡村试验点，200多个信息观测站，今天一些经常见诸报端的典型就是出自于大学生们的手笔。
这些大学生的故事看起来颇有点传奇色彩。于是消息传开，各地纷纷效仿，今天已经在100多所大学校园建立了大学生支农社团，伴随着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下乡，“新乡村建设”的概念开始在大学生们中间传播，一批优秀的大学生脱颖而出，成为乡建的骨干力量。肖青、詹玉平、白亚丽等一群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在大学生志愿者中间流传。当大学生们惊呼“农民救了我”时，那已经是对走出现存的教育的大学生们的最好回应了。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与其说做事不如说是学习，因为他们决心和农民一起，让农民来教育自己。而对于新乡村建设运动而言，这些人则是一轮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希望。
此时，远在河北定州的晏阳初乡建学院里，一群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在地里忙碌着。对于他们而言，这里有的不仅仅是为农民的一所培训学校，更是自己梦想实现的地方。一座座奇异的建筑建立起来，一方方试验田开出来，无论是农民还是志愿者们都感觉到希望开始了。就在学院所在的翟城村农民合作社，妇女文艺队、农民夜校、老年协会及垃圾分类保护环境、农作物技术和电脑信息查询技术培训，这些新鲜的事务第一次走进了农家。一次次的培训都响起了激昂的歌声和口号声，而生态农业试验也终于获得了农民的认可，农民开始走进了乡建学院的轨迹。
而远在兰考的另一个博士何慧丽则满怀喜悦的看着自己的瓜田里正在成熟的瓜，那是她在兰考的试验区里辛辛苦苦两年的工作成果。6个合作社脱颖而出，虽然看起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农民说了，砸锅卖铁也要搞好自己的合作社。
十几个省区先后开始了农民的合作化试验，河北的庄里村、山东的白石夼村、河南的孟楼村、山西的栗家庄村、湖北的三岔村——村里都传来了歌声，传来了农民颂读的声音，那里扭起了秧歌，那里开办了饲养场。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一群农民坐在那里非常认真地学习合作社的理论。农民们说“我们几十年都没有这么高兴了”。
新乡村建设运动究竟要做什么？
曾经有个批评说，国内外的NGO最缺的不是资金和爱心，而是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我们发现，新乡村建设运动正在引领着农村发展的走向。新乡村建设运动把目标分为三个层次：民众的生计、民众的团结、民众的文化。运动首先从生计开始，最后力求从文化生活上解决农民面临的问题。其中民众的组织化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打开大门的钥匙。因此，组建各种各样的农民团体就成为农村发展工作的核心任务。无论是农民的生产发展、权利维护、技术进步还是精神生活改进，原则都是农民的事情要农民自己去解决，外力不能越俎代庖；但解决问题的绝对不是农民个体，而是农民的协作组织。
但是，让今天的农民合作起来，谈何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分田了，心也分了，很难合作起来。今天的农民哪怕连最低的协作都很难完成，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可言。所以恢复农民合作，首先必须恢复农民的相互信任，所以信任感的恢复就成为了问题的第一步。
为了恢复信任，新乡村建设者们组织了文艺队、组织老年人协会、组织妇女协会，恢复农村的道德评价、恢复农村的公共生活，让村民恢复团体依赖感，这些工作就成为了必要的前期工作。在已经获取信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农民的深层次的合作，成立经济协会和合作组织，改进生产发展，依靠团体的力量改善生产条件，抵御市场风险，改进技术形成规模等等。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文化活动是农民走向合作的基础。
所有的这一切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合作起来的农民可能再次产生利益分歧。所以，用什么方法来维持农民既已形成的合作关系呢？那就是要把合作形成为一种习惯，凝结成一种文化。依靠文化的力量来维系农民协作。文化的力量在这里再次显现出来。文化造就了协作，协作生成文化。二者和谐而来，解决合作发展问题的钥匙在合作问题之外。
新乡村建设运动要解决农村的问题。但是，要说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农村问题的，那就是误解了这个运动了。农村不过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开始。对于新乡建推动者而言，虽然问题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延伸开去，却是要解决整个国家发展问题，他们说，让城市不再单腿走路，要让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得更加协调；在我们这样的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大国，从长期看想消灭农村是不可能的，农村和城市必然在很长时间内并行发展。不仅如此，其运动的轨迹再向前延伸，他要拯救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让这个被西方文化冲击的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化重新恢复生机，成为这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基。
所以，就是“农村救亡——国家发展协调——民族文化复兴”三部曲。这无疑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
新乡村建设运动：任重道远
如果问一下参与新乡村建设工作的志愿者，占据第一位感受的词汇会是什么？肯定是“困难”！虽然新乡村建设已经初露曙光，但是脚下的路却是异常的艰难。
这种困难首先是来自农业利润空间的狭小，由于比较成熟的国内工业和国外农业的挤压，留给农民的利润空间其实非常之薄，甚至是负值。这样，想要让如此弱质的产业（如果还能构成产业）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和其他行业竞争，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以如此薄弱的基础构建产业大厦，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来自各个方向上的剥夺，已经让农村捉襟见肘了。与此同时，农民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也没有形成，甚至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谈产业空间、合作和建设的空间呢？
几乎每个村庄新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合法地位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注册。事实上，我们还没有为新乡村建设的到来做好法律上的准备。与此同时，没有法律的认可加重了另一种担忧，那就是来自基层政府的干扰。或者出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或者出于无知，这些基层官员几乎都在徘徊犹豫着。好一点的对农民的创造不发表言论，而坏一些的干脆就横加干涉，置之死地而后快。
主流城市文化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甚至连农民自己都很难认同合作理念，他们更在意眼前的短期利益，认为自己干自己的事情放心。所以依靠几次短时间的培训来根本性的转变农民的现存文化心态，是很难的事情。
最为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社会中，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动员和改变农民观念的行动中来。现在参与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生志愿者，这些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优势的大学生们，赖以工作的基础就是热情。这种热情已经成为第一推动力。但是人们担心的是，这种热情能够支撑多久？
这一切困难，预示着正在兴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