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波一直是我的骄傲。我对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哥，那里面的沾沾自喜只有自己知道，虽然我的知名度恐怕比他还高。我去参加NGO的活动，总是把头昂得高高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最早的一批NGO鼓吹者，而是因为有相波在，仿佛别的NGO都太小儿科了。

我们在中国这一波的乡村建设上有着太多可以自傲的地方了：第一届新乡村建设研讨会、几百个真正由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社、几百个高校学生参加的大学生支农调研……

——自傲的原因全在于，相波在。

我几次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乡村建设人才培训班上说，放眼大陆，能够看到的唯一算得上有力量，能够真正推动中国乡村变革的，只有这里，这里是中国未来乡村建设和社会运动的黄埔军校。我说这话时，也是昂着头的。下面几百名来自各高校的学员，都是在相波带领下准备参与到乡村建设汇中去的，现在已然从第一期发展到第七期，同时还加进了青年农民培训班、校内人才计划班。每期都几十上百人。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这个所在。无论是在温泉还是在马连洼，无论是大学生村官马永红还是农民杨云标开展的南塘农民合作社，背后的第一支撑，都是刘相波。

这是他原本的名字。2004年，他的名字就改成了刘老石，谐音，他本来是天津科技大学的老师，也是一种明志，他和我说，要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坚硬而扎实的蹲在大地上。

但是我觉得并不好听。2003年在中国改革温铁军先生手下时，同事们还开玩笑的叫他“香饽饽”，那个时候，所有上访者、农村的维权者都纷纷跑到皂君庙一个很狭小的房间里，经常，走道里躺满了拄着拐杖、背后贴着大冤字的上访者。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跟着相波到那里筹办号称“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中国改革（农村版）》的。

相波是绝对的主力。在温铁军的麾下，两三年间，那时走出来许多名人，包括已然弃官北下的李昌平、著名的时评家笑蜀，尚在北大学习的许志永，以及最早开始搞农会的高战。但是，农村版的执行主编李昌平说，刘相波至少干了整个工作的四分之一。而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兼职编辑。

所谓编辑云云，是相当名不副实的。成天做的是搞研讨会，接待上访，下乡调研等等。我最早跟着相波去的就是安徽阜阳的南塘村，来自三四个高校的二三十名大学生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月。这不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前后十余年，刘相波差不多发动组织了近三百个高校的学生社团到农村中去调研支农，2005年，甚至还把此项活动固定，由专门的志愿者到农村呆一年，然后再回北京呆一年。前一年，了解村里的情况，协助村里做文化建设，搞合作社。后一年，开阔眼界，遍请专家学者来此畅谈自己的思想与主义。这便是后来的青年大学生乡村建设骨干培训班。

《中国改革（农村版）》那是一个奇怪的杂志，很粗糙，完全没有新闻专业主义的一套，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经营和策划，但是却成了那个时候许多维权农民的尚方宝剑，我亲见不少农民在自己家把订阅的那些杂志一字排在墙上，学习栏一样。

那个时候大家住在一块，一个小房间摊地铺睡四五个人是常事，而在办公室里席衣而卧也是经常的事。有外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睡不下，一聊就通宵达旦。看看天亮了，抹一把脸继续上班。没有人太在意他是早已经成家的了。一次他爱人远道来杂志社，租住的房间显然不便，他便背着铺盖，在狭窄的办公桌上铺开了。

那段日子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咚咚有声。仿佛农民和相波，我们至今仍在那栋办公楼的走道里大声叫喊，放肆跑动。

但是我离开了，农村版试刊不久，我便大学毕业，离开北京。再回北京，已经是2003年的非典了。我至今记得，快要准备面试时，相波突然告诉我，你这样一身衣服去面试会影响形象的，但似乎，在穿着打扮外在形象上我们都是外行，最后的结果是，我穿着他的一身大衣前去面试，上衣衣摆能盖住我的小腿。

刚毕业的我一离开北京就开始四处碰壁，2003年，当我在非典期间狼狈的从珠海回到北京时，相波便把我叫了过去，我成了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正式一员。

那个时候，相波已经组织了近三百个高校的学生支农调研了，而且帮助了后来绝大多数三农社团的成立。还包括当时极为红火的河北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满身草莽气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并没有走得太远。2004年，温铁军先生离开，农村版宣布停办。而在之前，相波已经在内部的斗争中悄然离去，后来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

同仁纷飞，我在2005年进入中国新闻周刊，然后一路到南方周末，开始新闻专业主义的一套。而相波，则跟随温铁军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乡村建设中心，后来又办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包括由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转而至于的有机农业试验基地国仁小毛驴。

我参加的活动少了起来。而且开始批评相波的许多活动。我觉得他的许多培训做得太不专业了，而且在大学生的出口上做得很不够，这使得他的大学生培养有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而且认为，他只知道低头走路，在话语权的把握上实在差劲得很，包括他一心想搞的农村新文化建设。每次活动结束，他都是听我一路的批评，偶尔解释，偶尔点头，但是后来也不见什么大的改观。但2007年的一天，他却突然很高兴地给我电话，要我去人民大学参加一个合作社大会。差不多之前一年，在一次见面中，我曾给他提议把所有合作社召集在一起，开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后来一直持续了下去。成为了后来的国仁合作社联盟。

他也邀请我去给学员们作演讲，给学员们做导师，毕业时做答辩。去了好几届，我才慢慢改观了自己之前的许多偏见。包括手腕上系红领巾、唱老歌等行为——当时,这些举动在意识形态盛行的北京，使得刘老石有左派的标签。

他实际上早已经超越了知识分子圈子里面左右的自说自话了。他的目标全在农民作为国民平等与尊严的实现。

着眼问题，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为此在做大学生支农培训时，他请左派也请右派，请宏观战略研究者，也请具体做事的培训者。

就在年前，他还曾希望与我所在的南方周末合作，借助南方周末的声名组织大学生们读书，我带他到南方周末北京站的办公室见经营部门的同事，大家聊了一下午，结果见面的第一句话，他就说，这事有钱能做，没钱也能做。

相波是少有的超越个人利益不做斤斤计较者，且不论当年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时完全没有任何收入，且还需要个人的大量投入，就是后来团队庞大了，他也几乎没有收入，每个月与他的志愿者们一样拿500元，一直涨到最近的800元，个人的收入全靠他在天津的教职，但这也是杯水车薪。直到前年，房价飞涨，他的爱人才东挪西借，又卖掉以前学校分配的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买了偏远地区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二手房。

年前，为个人转型计，我去天津看相波他们所搞的工友活动，相波很晚才到，女儿在车上发着烧。他湖南师大的一个同学，调到天津任旅游局副局长，邀请我们吃饭，看到当年同学中“最为杰出者”至今仍然几乎没有变化，他的同学们也唏嘘不已。

十余年来，就在我们纷纷离开原来的圈子，全力迈向中产阶级奔小康的时候，大学教师，人大的博士，刘相波，刘老石，依然和他一拨又一拨的队员们一起，在偏远的农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带头整队跑步，带头大口嚼着白水漂煮青菜式的大锅饭。无论没有暖气的寒冬还是炽热的酷暑。他和他一拨又一拨的志愿者们在艰苦的生活中高唱着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

即使在今天，讲述刘相波的故事仍然近乎一种神话，他让我们想到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伊，一直选择生活在最底层的伟大哲学家，她也只活到34岁。

不过在中国，刘相波确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真实的存在。

但是这个真实的突然之间没有了。在他车祸前一天，他还约着我见面的，等了我一上午，我却因为周末想睡一次懒觉而给推托了，我们还在电话中约好等我再次回北京时好好聊一聊。

随即，就是他在回家穿过马路时被车撞了的消息。但那时我们都并不以为会有什么问题，这一块坚硬的石头，才刚刚四十出头，他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才刚刚打下坚实的基础，何况，他的身体和灵魂一如他的名字，是那么坚硬和强壮！

我在遥远的深圳想，相波无非是觉得我们那些老朋友好久没有见了，他要找个噱头，好让我们都聚聚。这个满身忠厚，满脸微笑的人。

但现在，我们都聚了，他却走了。留下的，是空空荡荡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