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冰冷的遗体，现在还躺在天津某个角落里。

他希望自己是一块蹲在乡村的坚硬顽石，但他终究不是，他像一颗流星，划破天空的黑暗，瞬间坠落到这个世界里，化作一块冰冷的陨石。

不得不承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冷漠的世界。刘老师已经走了10多天，对于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当代乡村建设最具活力的实践者，大众传媒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甚至很多很多人并不知道刘老石、刘湘波是何许人。

但是，在一个可以模糊地称为“支农调研”的小圈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刘老师的死，引发了成千上万生前学生和同仁们感情宣泄的狂飙，人们痛哭，写缅怀文章，举行追思会。

很多自称为“骨灰级”的支农队员，因为此事再次聚集在一起。有些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圈子很久，有些人甚至曾因理念差异，与刘老师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这大概就是刘老师的人格魅力，生前他用流星的光亮照亮、温暖人心，死后，也会给人以感召，唤起大家的记忆，让人们聚拢回来，再次深思人生社会。

彭大鹏博士在网上签名写道，“做点实事，死后有人记得”。1999年左右，他曾在北京与刘老石相遇，他们邀约同道，组织起国内最早的“乡村建设沙龙”。

还有一位重庆海关的朋友，他以前是济和成员，参与过农村社区发展。他和我通电话说，刘老师的死给他震动，他决定考博士离开政府系统，进入高校，有点闲暇，做让人生充实的事情，比如致力中国乡村图书馆建设。

当然，刘老师的死产生的震荡，并非是平板化、直线型。比如，对于那句“做点实事死后有人记得”，有朋友就提出了异议。她说，我就是要活出一个简单平凡的自己，为什么要奢求死后有人记得呢？

对此，我想可以从两个层面回应：一，每个人的确有不同的追求，庸俗平凡与激情燃烧之间，似乎并无孰高孰低之分；二，并非要以留名身后而求索，但死后多少人记起，的确是衡量人生质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如果死后，只有爹妈等几个亲人流几滴泪，说此人生前对社会有多大价值，这似乎有点牵强。

郑州一位朋友偷偷地问我，再过若干年，经过时间的勾画、渲染，老刘会不会登上像梁漱溟一样的历史地位？对于这问题，实际不用再等“若干年”，现在有人已经急火火地回答了，李昌平先生的纪念文章称，刘湘波做过的事，已经超过了梁漱溟晏阳初。

在我看来，李昌平的话可能有点过头，毕竟刘老师的上边还有一个温铁军教授，若讲过去十年的民间乡村建设的领军人物，还是温老师。

这似乎“贬低”了刘老师的地位，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刘老师若有在天之灵，也会对讨论这个问题投以鄙夷。他生前东奔西走，做那么多事情，我们都会认为，那是出自他的志趣与天性，而并不是要确立自己什么“地位”。秦晖教授也仅仅把刘老师定位为一个“好人”，不是他从事了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是这个事业因为有他这样的好人而伟大。

这就是老石陨落到的世界，人们庸俗、琐碎，怀着一点温和的理想，剔除不尽最后一点“名利”之心。也正是刘老师对理想的纯粹，让我们惭愧！

世纪初的这场“运动”，是各色人物的一次风云际会，大部分人呼啸而来，很快又呼啸而散，刘老师却像石头一样岿然不动，十年如一日守望自己的理想。

1990年代末，刘老师在湖南编写他的《哲学与现实》报，在北京组织乡村建设沙龙。彼时，我们这些后生，也在中学懵懂地讨论类似的问题。在河南那个贫困县的高中，农民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基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进入我们的讨论视野，保振、中军等人附和焦国标的意见，认为应该“为农民立传”，我则提出要“改变农村现状”。我们那时同样怀着理想，激情澎湃，就像刘老师他们一样。

后来我们这伙人上了大学，分散于各地。偶有一天，听说北京一个中国改革杂志社，在组织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我们与老刘接上了头，在他的扶持下，我们在各自高校成立了三农社团。2003年寒假，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老刘，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茅于轼、党国英、温铁军，以及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姜柏林、杨云标、谢勇模、胡剑龙、谭翊飞等等。我们的视野骤然开阔。

但是，这个“蜜月”是如此短暂，两三年之后，这批朋友都要大学毕业，各奔东西。一时间，曾经的理想似乎随风而逝，有些人一散，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刘老师死掉。

我毕业时，考上了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我发短信告诉了刘老师，他回信息说，“你终于有时间多带带你的社团了”。很惭愧，我很快就离开了鞍山，与我的社团的联系也越来越少。直到2008年有一天，我听到社团一位师弟王进发遇车祸身亡。王进发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大四，他大一，他在社团里风风火火，不料，将要毕业时惨遭横祸。他曾是“农民之子”的活跃分子，后与社团的有些人合不来，自己拉出一部分成员，注册了新的社团，名叫“民生之窗”协会。该会与刘老师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关系密切。哎！现在刘老师也去了，但愿他们一起，在那个世界里不孤单。

在华师，我有幸遇到济和的彭大鹏博士、梅志罡老师、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小康协会的同学们，大家多次奔赴安徽的一个村子，再续农村社区发展探索之旅。2006年，我们又来到广州，开展了“南农实验”。

在此期间，我也偶尔听到有关刘老师的项目消息，诸如，晏阳初乡建学院撤出翟城村、小毛驴农场的社区支持农业，等等。但个人层面的联系，一直很少。2008年考博期间，我曾去了一趟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但刘老师不在。2009年，中山大学举行农民合作社交流会，刘老师、邱老师、小白等人都来了，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刘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乐观，而且坚韧，谈到民间运动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说，“我们就是磨，像磨针一样磨呗。他们退一点，我们就进一点；他们进，我们就再退一点……”

这是我和刘老师的第二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

他对理想的坚守让我们明白，自由、爱情等宏大主题，有超越庸俗现实的更大价值。我曾经说要“解构意义，回归生活”，考虑彻底抛弃意义。现在看来，必须修正。

也不得不承认，老石陨落到的这个世界，有点“虚伪”，这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坠入生活的琐碎，不但忘却了以前的理想，也忘却对像刘老师这样的活动家给予应有的关心，哪怕是平时一句问候、一条简单的节日手机短信。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问一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死后，我们却对他们极尽赞誉。这难道不是虚伪吗？说实在话，对于刘老师在天津高校工作的苦恼，以及家庭生活困难，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直到近来读了他的遗作才知道。

我们应该多多关心活着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真正在为中国做实事，却很少为人所知并得问候，他们中有不少人“被辞职”，“被失踪”，“被精神病”，悄然消失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就在昨天，笑蜀黯然离开了南方周末报社，就在几天前，艾/未/未遭到了警方的调查。我们应该通过尽可能的渠道，向他们表示敬意，送上问候，给以援助。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温暖，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大概就是刘老师的去世，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

贾庆森

2011．4．10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