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告别的日子今天定下来了，下周最后的一面即是永别。不管灵魂是不是真的永存，不管是否还有前生今世的轮回，这个我可以全然交付自己的信赖的好友，我10年来精神家园里重要的一个“家人”，相波的这一具体的生命形式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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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相波相识于中国改革杂志社，但我从未参加过他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调研，也未曾在《中国改革 农村版》工作过。2004年后大家四散，相波、小邱还在乡建团队里继续前行，蒙温老师和大家不弃，我一直忝列乡建大家庭中的一员。这10多天，我回忆不出以往的相波，脑袋里一片模糊。我只知道，他存在于我人生最重要的10年之中。

2000年底，温铁军老师到中国改革改革杂志社任总编辑。那时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六年，到了一个职业倦怠期，正在考虑是否去读书或者换一份工作。2001年夏天，温老师和健芝老师给我一个去印度克拉拉邦考察的机会。在那里接触了推动民众科学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当地社区的百姓，此行给我很大震动，我从未为那次考察写过什么，温老师也没有要求我必须为这次出行有什么报告之类的“产出”。但是这次克拉拉之行，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折点。

我当时所供职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改革内参》，以刊发科研机构和政府研究部门的调研报告与学者文章为主，因为工作关系，我对国内知识界状态稍有了解。而克拉拉之行不但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户，也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生命姿态。我对于写作和出版不过是“从废纸到废纸的循环”（早期杂志社的前总编语，）有了厌倦，我讨厌了这样的普遍存在，以此为开端，在多年的摸索之后，找到了自己行走方向。（去年此时，当我在人大听夏林清的《行动研究》课程时候，因明白心之所系而泪流满面。） 

给我的最初想法助力升温的是后来的这些颇有行动力的同事们。随着温老师的到来，小邱、陈敏、昌平等人先后来杂志社工作，及至农村版创刊，更多新人的加入，极大地颠覆了这个已显暮气的机构的氛围。我甚至笑称，温铁军时代的杂志社迎来了第二春（创刊初期也颇有影响）。

于我而言，那是个真诚和热情、正直而不猥琐的黄金时期。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才深切体会，人作为生物体之外的功能和担当。也明白外边那些以派系，以思想论人品，分高下的言论，在这里显得不过是一派屁话。昌平和陈敏看法不一，但是相交甚笃，小邱和相波情同手足，观点却差异很大。在别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娇小的涂名显示出不让须眉的豪气、正义和勇敢的坚持，足以让那些趴在既得利益之上而不敢吱声的“壁虎们”羞愧。这段光阴营造了一个让我感恩不已的精神家园，怀恋至今。

相波是这个家园中重要的一员。平日的相波一副匆忙的样子。忙于接待农民，忙于下乡，那些共事的日子，没有太多气壮山河的波澜，我们随意玩笑，相互关切，彼此帮忙。后来农村版与原来的老编辑部合为一处办公，惟一一次见相波发飙是在编辑部里。原因该是某人写了一个文章，认为农民的贫困主要和个人的懒散有关。相波大声与之争执。悼念他的农民说，他是尊重农民的人。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放眼望去，靠着涉农领域吃饭穿衣的人何止千万，尽管有些人也要调研，但农民不过是一个个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而已，论文里的这些词汇和实际发生的事实本身并无多大联系，只与职称、与课题经费、稿费有关。 

2004年后大家星散四方，按照自己的选择过各自的生活。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段理想主义的情怀。过了青年时代的激扬，往往会被主流价值所裹挟而回归，甚至无奈屈服于喂养肉身的现实需求。更多的自觉做人的人，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在不伤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给这个世界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善，“牺牲”似乎远离这个时代。这也本是社会的常态，青年人变成保守的中年人、老年人，还有少年再成长为青年，这种接续不断的生命的动感和冲力，才让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活着的社会的跳动。最怕所谓“少年老成”，而一片死寂。 

当年的一些同行者离去，相波却一直在原来的路上前行。早期的支农调研就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学生运动，但他坚持了10年，我用“坚持”一词来评价相波，内心多少有点对他事业亵渎的担心。2008年我们在越南，我问及他今后的打算。他说，既然做了，就一直做下去。我玩笑着故意曲解给旁边的温老师说：“他无奈了”。温老师说，这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的态度。 

他超越平凡的力量来自一个理想主义者信仰的坚定和自觉。他以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求自己，并已经做了为主义而牺牲的准备。“不畏惧贫困的生活，也不畏惧肉体的伤痛，甚至连生命也并不在乎是否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可以在别人或自己的同伴身上得到持续和永恒，自己个人的得失生死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为坚定，所以不会被外来的各种大小干扰困扰，在孤立无援时候，也不怨天尤人。他将“自我”的意识最大地淡化，将私利放到最低，他不在乎做“革命军中马前卒”，也不惧于成为带队的领袖，那些常人无法忍受的委屈和艰难，一点涉及自身利益的小算计，于他已是随风而过。 

很多人道路选择和个人际遇有关，也听闻有的学者因为职称问题而信奉另外的“主义”。但相波是自觉的，当他认为自己成为挣钱机器的时候，他自觉选择了读书，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当别人羡慕大学教职时候，他辞职并说：“我早已视他们给的名利如粪土，我只在乎国家命运。”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虚伪、不矫情， 这也是他赢得了各种人的尊重的原因之一。

相波有一颗赤子之心，纯洁，纯粹。爱憎分明，我们常说“一米之内没有美女”。但他的人格却像一颗璀璨的钻石，禁得起各个角度去细看。他是一座灯塔，在高处照耀着，让很多人无法企及，但他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相信，这样时代里总有一些超越庸俗的光亮。

每个人眼里的相波，大概都是自己在相波身上的一个折射。有人感叹他的艰苦和猝然，生出无常幻灭之感，有人佩服他的坚持和毅力，有人可怜他这么多年没有挣下什么钱，甚至为他感到委屈。

在我整理他的生平事迹时候，才有机会认真读他以前的文章。我乍读非常惊讶，这个10年的老友，我有那么多不了解的地方，我更是震撼于他文字的力量。要知道，他读博以后，好心人还担心他长于行动而弱于著作，将来完不成论文。但是，《修养的三个现实问题》、《一个理想主义的修养》闪耀的光芒，让我想起共产党人早期在艰苦条件下产生的重要文章。 这些文章哪个都是基于实践、针对现实问题而写的，不是愤青的空洞的呼喊，也不是书斋里吊书袋的无用虚弱，更没有写字人以调戏文字为乐的哼唧。没有在现实生活里战斗过，没有将伟大的理想植于每日的看似琐碎的工作里，怎么又能写出这样有灵魂的文章呢？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提笔写悼念香波的文字，前两次在情绪的黑洞里，和着眼泪借着文字纾解自己的哀伤。今日我不再写那些往日的回忆，但一些缺憾还是挥之不去。每当我有了什么想法或者工作需要他的支持，他总是说，“那就干吧。” 回忆在乡建集体里，每次我能做点事儿，都是他和他的团队鼎力配合，他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这几年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常说的是，在乡建团队建设中我们这些老人要多承担一些责任，还几次说一起合作做点事情。年初福建之行，本想和他谈谈，但时间匆忙，还因为第一次见到了他那个被我称为“儿媳妇”很多年的英气逼人的女儿，休息的时间光顾着和她玩了，还与她讨论了他爹为什么外号叫“香波波儿”。3月香港之行，以为他一定会去，想这次可以好好谈谈未来的一些合作打算，现在想来已是终生的遗憾。

小邱和我赶去见相波，从香港到深圳留宿一夜，再从深圳到北京，再到天津。这个焦虑的漫长的行程，因为有小邱同行，才不至于那么难熬。路上，我和小邱谈到对人生有重要影响的书籍。我们竟可以同时背诵罗曼 罗兰在《贝多芬传》前言中的话，“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间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今日再将这些话写到这里，我想，相波的精神也会摧毁时间的间隔，总会给后来者一些光亮和指引。人生百年也许要远远短于一个时代变化所需的时间。温老师说他是一颗铺路石，在寻找和建设另一个可能的这个漫长的征程上的所有人们，都不过是铺路石，只要心甘情愿，那又何妨？

香波儿，安息。

见你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要努力不哭。因为有比哭更好的怀念方式。

                                                刘海英

                                            2010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