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老刘
夏威夷时间3月21日下午6点半，小白MSN给我留言：在吗？刘老师昨天晚上出车祸了，先不要公开，他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别告诉太多人，我们等情况。等我看到消息，追问详情，她已下线。当晚，另一个在天津的老支农队员建洋也焦急地通过QQ告诉我，头天晚上20点出事，中午还在昏迷。建洋说他下午还要去医院，我请他转告对嫂子的问候，希望老刘快点好。并请他及时告知我最新的情况。22日晚同一时间，收到小白另一条留言：多祈祷吧，等有情况进一步告诉你。于是我一直焦急地等待，大清早起来，明明知道国内是深夜，也要打开QQ和MSN看有没有情况好转的消息。23日晚，我问小白情况怎么样，她回复：不是很乐观。继续找建洋打听，他说情况有好转。于是我在心里祈祷老刘挺过难关，快点好起来。没曾想，昨天傍晚刚上MSN，就听老婆说老刘走了。赶紧登陆QQ群，支农队友们悲痛不已。

最后一次见老刘是在去年3月，我在北京参加英语培训。刚知道我到北京，他就说要请我吃饭。一天下午，收到他的短信，说他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问我是否有空，晚上一起聚一下。问吃什么，我说什么都好，见面聊天最重要。他说去民大旁边吃诸葛烤鱼，那的鱼很不错。然后他忙着打了一通电话预定，没有定上。他到人大后就径直去民大旁边排队。我叫上一起在京培训的另一个和他一起去过印度的朋友一起去民大。等我们到达民大，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太多了。快1年没见他，突然觉得老刘看起来真的不再年轻，中年男人了。长袖T恤外套西装，斜挎着的还是那个双肩包。还是一脸笑呵呵的，精神很好。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得知他排了很久的队，我说不行换个地方吧，吃啥都行。他很坚决，就去这家。朋友开玩笑说，培训食堂伙食差，找老刘你是改善伙食。朋友说，你背的还是06年去印度时的那个包啊。老刘呵呵笑，这包质量好。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件西装，一双皮鞋穿若干年，朴素的能和农民朋友没区别，这样才能和农民交心。那天聊乡建不多，回忆了些他们去印度的故事。我早听同事说过，他在印度请一个妇女缝衣服扣子。同事们都笑他。他却不知他们因何而笑。然后聊了聊我们的培训和这个项目。他真的是点子多，当场就说，让我牵牵线，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这个项目的人跟乡建的同志搞搞交流，都是来自弱势群体或关注弱势群体的人，肯定有很多思想的碰撞。可惜后来我忙于英语学习，都没再想这个事。吃完饭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回培训学校，老刘说要去中心，从民大过去要倒一次公交。我和朋友说，那么远，到温泉怎么也得凌晨了。这就是老刘，永远不累。这么多年，每周奔波于京津之间，然后从北京站坐地铁，倒公交，到搬得越来越远的乡建中心培训基地。京津高铁开通了，但他不坐，要把钱省下来支持农民合作社建设。从北京站到乡建中心，不堵车也得1个多小时，还得倒车。算下来，一个单边再快也得4，5个小时。每次一到中心，他就忙着开会，组织大家学习或讨论工作安排直至同事开始打盹实在进行不下去。与他共事2，3年，没见他歇过。

在北京培训期间，我去过几次中心，但都没有见到老刘。6月份到北京，准备来夏威夷。走之前几个支农好友一起小聚，我叫老刘，他说那几天忙着开会，没时间。没想到，3月一别，竟再也没有机会再见面。前几天听说这事，我还惦记着6月回国就去看他。可是……

最后一次收到老刘的邮件是去年的12月30号。我在“沃野千里”邮件组里祝大家新年快乐，顺便说自己在夏威夷也开始种地了。老刘回复说“那里地有多少钱一亩啊？你们种的地是私有还是公地啊”。我没有回复他，因为没有调查，不清楚。后来也就忘了。

自06年4月离开乡建中心（离开之后，就深感不妥，项目还没做完，就闪人了。至今想起来，还是很不厚道。但是老刘宽宏大量，他理解我的难处和苦衷），以后与老刘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日常联系也少。

09年6月，他和邱总，乐乐，人才计划的秦岭等，去贵阳参加一个交流会，正好我和老婆也参加，晚上一起到我在贵阳的出租屋里吃了顿便饭，喝酒叙旧。邱总继续畅谈他的平民教育，而老刘仍谈他的大学生支农和合作社。我则跟他请教在贵阳的合作社怎么接着往下走。乐乐晚到，自带了好几瓶啤酒，与老刘畅饮。东北汉子的老刘，白酒不在他话下，尽管很少见他喝。我让大家来点吕邦列家乡的枝江大曲。大家只是意思了一下。临走，我将小瓶二锅头塞给老刘，让他在火车上喝了好睡觉。本来是买的机票，后来听说资助机构只报销火车票，他便退掉机票，改坐28小时的火车回京，不愿意让乡建中心多花一分钱。我让他提上一大壶朋友送的60度的“烧刀子”带给中心的兄弟们。后来，又通过他和小白两次请温老师写推荐信，帮了我很多忙，我却从来没有回报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谢谢都没说一声。

07年3月，我去廊坊参加有机农业培训，经过北京，他在人大餐厅请我吃饭，那一顿有点奢侈，不像支农人的作风。他说破例。培训回来，我去当时的乡建中心基地，老刘亲自操刀，炒了个土豆烧肉。我知道，中心的志愿者平时多为素菜，油水不多。这已经是很高的礼遇了。记得一个贵州的大学生去过中心后对我说，志愿者的伙食，跟他父亲在建筑工地的伙食差不多。听得我很心酸。当时的基地已经比06年我们在赵庄的时候大了很多，志雄等人正在修生态旱厕，中心正在准备发展生态农业，先在院子里实现蔬菜的自给自足。那次停留时间不长，没有参加中心的晚间学习和朝话。但已经能感觉到，老刘比以前包容了很多。对他原来嗤之以鼻的生态农业，也愿意开始尝试。虽然仍是对一些基金会的做法强烈批判，但也开始看到人家的长项。
07年1月，我请他到贵阳给做生态农业的朋友介绍合作社，以及绿色联盟的经验。他当时在武汉参加大学生支农交流会。大清早起床，倒了几次飞机，才从武汉赶到贵阳，第二天讲了一天的课，次日清晨就返回武汉了。机构给他讲课费，他说，这钱拿回去给中心添置锅炉。中心自04年正式成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宽裕过。所有人员均为志愿者，不领工资。有项目就领取极为有限的补贴。有一次和资助机构谈项目进展，项目官员不解地问，明明预算是火车硬卧，你们怎么都是坐硬座。老刘说，要把钱省下来，用有限的项目资金，做更多的事情。用20个人的预算培养出30个人才计划的学员出来。中心成立后，没钱租房，于是搬到偏远的郊区。找房是件大难事，他也跟我们一起找。为和房东讨价还价，常遭房东白眼。

因为他的课，贵州的朋友开始自发组织合作社，搞蔬菜配送，办的红红火火。农民带头人在家里贴上大白纸，写上“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这些，都是这位村民从老刘一天的讲课中学到的乡建经验。

感谢老刘，在我04年珠海工作不如意之时，接纳了我到湖北三岔继续蹲点。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在NGO的工作。初到三岔就开始讨论成立乡建中心，国荣则在北京忙着注册。中心一度从车道沟，搬到东坝，再搬到赵庄，颠沛流离。想着大晚上的搬家，道不尽的辛酸。搬家公司的农民工友见到满屋子的乡建培训资料，以及原来的上访材料，急了眼。这么多书，要搬到啥时候啊，这趟肯定亏了。记得从三岔刚到北京，在交大东门的一个单间里见到国荣，因为没有钱，他已经连续吃了几天馒头。一路走来，没有老刘的感召和带动，大家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与村长，常主任，小白，国荣等一起在中心共事，尽管平时因意见分歧和工作方式对老刘也多有抱怨，也有争论，但都明白，为了共同把事情做好。老刘是为乡建，为大计，而我还对他多有埋怨，相比之下，渺小好多。记得有一次，因为项目操作的分歧，我和老刘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他摔门而去。第二天又重归于好。老刘说，要开诚布公，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是一段难忘的苦中有乐的岁月，以至于我到了新的机构，都适应不了舒适的办公环境，看不惯个别世俗的缺乏“理想主义”的同事。也会跟同事分享在乡建中心的“志愿精神”和“艰苦奋斗”，分享乡建中心的学习机制。自从离开了中心，自己看书也少了，学习也不多了。尽管当时每天晚上2小时的例行学习是带强制性的，话题和文章都不是自愿选择的，多是宏观层面的关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也很无趣。但后来回忆起来，正是在中心的那段学习，使得我对全球化有了初步的认识。

认识老刘是在03年1月去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02年底的一天，同学金晶找到我，说他通过时在武汉理工的翊飞在网上的发帖，见到了从北京过来的一个叫刘老石的人，说是动员大家在各自高校成立支农社团，组织大学生参加大学生下乡调查。于是我有机会和金晶一起去北京参加是次培训，然后到翟城过年。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外地过春节。出身农村的我也是第一次真正了解真实的农村。当时，农民税负负担很重，计划生育异常严格。在河北某村，我们调查一个农民被强制结扎，导致医疗事故，多少年过去，仍未得到解决。也了解到乡干部为征税牵牛赶马，上房揭瓦。我们义愤填膺，与乡书记争锋相对，那位书记不得不写下保证查清相关问题的保证书。那一次的农村调查，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也使得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走向。

03年11月的时候，最开始到三岔启动乡村建设培训，神农架的冬天奇冷，没有炭火，也没有炉子。大白天都和老刘挤在一张床上，捂着被窝办公。烧火做饭，我不会，只能打打下手，烧火，炒菜，都是他干。冬天的三岔很冷，但只要老刘在，我们都感觉有一团火在身边，不寂寞，也不冷。寒假期间，常常不断有志愿者到三岔，每次老刘都要亲自烧个菜，以示欢迎。新乡村建设培训班上，唱歌总是他的声音最嘹亮。最开始，五音不全的我们还羞于开口，但只要他唱了，我们都放开了。至今，老刘《互助合作歌》、《团结就是力量》、《假行僧》的嘹亮歌声还记忆犹新。因为擅长写批评报道，地方官员也对他敬畏三分。刚开始，我们几个都没有真正在农村做项目的经验，而老刘也多是在天津或北京遥控，免不了常常犯错误。他会严肃地批评我们，让我们长记性，但又会想方设法的给我们支招。在小学里做培训，他和村民一起，睡在稻草铺成的通铺上。尽管他每次在三岔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全村人都知道有个北京的“刘主任”对大家很好。

老刘是个执着的人。对他来说，就没有困难事。想到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老刘是个乐观之人。再忙再累，总是激情万丈，乐呵呵的。老刘是个热心肠。我能和老婆走到一起，也有他的功劳。记得我离开中心后，每次有事情需要和我联系，他都是鼓捣她跟我联系。老刘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凡是他知道支农队员，农村社区的朋友有什么困难事儿，他都要出钱出力帮一把。老刘也是个工作狂。为了乡建，舍去多少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一下课就到北京，直到下次再上课。中心成立后，往返北京天津的差旅费，都是他自掏腰包，且在中心不领补贴。早在03,04年的时候，他就打算辞掉天津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乡建中来，但总是甩不掉。尽管如何，他在中心的工作一点也没耽误。他从来都不知道啥叫累。老刘是个感召力强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数以十计的大学生支农社团争相成立，支农，调研，乡村建设的星星之火燃遍大江南北。无数志愿者的人生轨迹因他和他带动的支农事业改变。城市的学生下了乡，农村的孩子回了乡，专业与农不沾边的无数学生纷纷投入到涉农媒体，NGO，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原来的农村老访民也转身致力于红红火火的乡村建设。而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正当时，他却走了。也许是上天不忍心看他没日没夜的奔忙，让他暂时歇一会儿。但上天也太残酷太无情。支农事业虽已经风光十年，但乡建事业，非三年五年十年之事。我们唯有秉承他的遗志，把乡村建设事业做得更好，他才会安心。

老刘，安息，请放心，支农的队伍向太阳。

詹玉平于夏威夷
201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