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图书馆看书，元仓打来电话，说“老刘没了”，我愣住了，一下没反应过来，问“谁？什么？”，元仓说“乡建中心刘老师没了，出车祸了，昨晚走的”。——我知道这是事实了，刘老石先生走了。

先生原名刘湘波，后改名刘老石。有人说该名是因为先生要表明自己从事乡村建设的决心像石头一样坚硬。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时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刘老师”，他觉得自己是去向乡亲们学习的，怎么能做乡亲们的“老师”呢？于是改名“老石”。而我们有时叫他“刘老师”，有时叫他“老刘”。叫“刘老师”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尊敬他，叫老刘是因为我们和他太亲了。

我认识先生，是在2006年夏天。那时，在马永红的带动下，陕西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蓬勃兴起，我也参与组织了几次较有规模的支农调研活动。暑假期间，我去北京富平学校参加乡建中心举办“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研讨会”。由于学校考试，我去的时候，交流研讨会已经开始。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先生，他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他就是乡建中心的负责人——刘老石，只以为他是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志愿者。

交流研讨会期间有三件事我影响深刻。一天下午，先生走进教室，问我们“谁买了饮料？举一下手!”我一边想“咋了？不能买饮料吗？”，一边忐忑地举起手来，因为我正好中午买了一瓶绿茶，没喝完，还在旁边放着呢。教室里有好些人举起了手，先生看了我们一眼，让把手放下。然后，给我们讲支农调研队下乡的纪律，讲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讲为什么不能喝瓶装水……从那天后到交流结束，一周多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人去买瓶装水喝，虽然北京的夏天特别炎热。一天早餐之后，先生走进教室，手里拿着半个剥了壳没有吃完的鸡蛋，说是在垃圾桶里看到的，然后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虽然没追究是谁扔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羞愧。一天晚上，先生走进教室，拿出一份报纸让我们看——《某某：我要做坏女人》。他激愤地说，“大家说什么是坏女人？长的丑是坏女人吗？没有钱是坏女人吗？——这就是你们很多大学生崇拜的所谓的偶像。毫无廉耻。”

2007年1月，我和杜豹、龚俊琳到武汉参加“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研讨会”，第二次见到了先生。由于半年内我们陕西的支农调研活动发展迅速，参加人数由二三十人上升到一百多人。这得到了先生的肯定，专门安排时间让我们给其他省区分享经验。4月，先生到西安和大学生志愿者交流，从此到2010年4 月，每年两次。由于时间紧张，先生每次都是坐一夜火车早上到西安，交流一天或者两天，然后又坐一夜火车回乡建中心或者回学校。来时我们说去接他，他都说 “接什么接，告诉我怎么坐车就行了!”。来后和我们一起吃饭，都是他付钱。虽然每顿饭钱不多，但是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2007年8月，我参加了“第三期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培训结束后留在乡建中心工作，于是经常见到先生了。他一般每周在学校上课三四天，在中心工作三四天。在中心的时候，他和我们一起住在夏天充满脚气味，冬天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子里，一起睡架子床；他和我们一样轮班打扫卫生，轮班做饭。他说我们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要求我们每个月读一本书，他自己也读，每周让一个人和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他觉得大家一天坐着工作、学习的时间太长，对身体不好，让我每天早上带大家跑步，将近三公里的路程，他总是和我们一起跑。他劝我们晚上别工作、学习得太晚，我们不听劝，于是他让葛叔每天晚上12点关掉总电源。可是他自己却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好多次都因为忙手头的工作，没有和我们一起吃早餐。等到忙完的时候，菜也没了，粥也没了，他啥也不说，拿个馒头，掰片白菜，吃得津津有味。

2007年9月，我们到南戴河开会，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在海里，先生很耐心的教我游泳，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学会。吃饭的时候，看着一盆盆螃蟹、虾，我不知从何下手，他教我怎么吃，可是我看着煮熟的螃蟹竟有点胆怯，他笑我胆子太小。

2007年12月，在西安和志愿者交流结束后，先生和我一起去我的家乡——香港一个教育机构在做“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项目，想和乡建中心合作。我们下午三点多坐的大巴，本来晚上七点多就到了。但是一路堵车，晚上九点多时才走到永寿县，大约一半路，而且路又堵住了。司机也因为超车被交警把行驶证拿走了，司机追着要了半天也要不回来。先生去帮司机要，他拿出自己的记者证，说要赶路采访呢，结果交警把他的记者证也拿走了。我见了心里很着急，先生说没什么，他过会就送过来了。过了十几分钟，交警还真是把记者证和行驶证都送过来了。一路上，先生说到了他的工作，说他其实不想当老师了，想专职在中心工作，但是那样经济上不允许。他问我以后的打算，我说想做和劳工维权相关的工作。回北京后，先生就给我安排了去深圳劳工机构学习的机会。——如今我已经离开了乡建中心，也没有做劳工维权的工作，但是我忘不了深圳之行的经历与收获。

2008年4月，我离开了乡建中心。之后去了几次北京，常想起先生，想起乡建中心的同志，想去看看大家，看看先生。但是总感觉自己的离开辜负先生的期望，感觉无颜面对先生。直到2010年2月，到北京工友之家开完会时才去了一次中心。去之前给先生发了短信，先生回短信说“来吧!”。乡建中心已经搬了家，张斌兄接的我。走进中心的院子，顿时有种亲切的感觉，但是心里依旧有些忐忑。大家正在吃午饭，先生也在。我过去打招呼，他看着我说“你廋了啊”，一句话，我心里的忐忑全没了。由于时间紧张，我就待了一个多小时。走的时候，先生送我到门口，说“还没跟你好好聊呢!”我说“下次到北京，我一定来!”

2010年4月，先生再次来西安和大学生志愿者交流。我和元仓、张伟、老曹都去了，晚上我们四个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等先生聊天，但是和先生交流的大学生志愿者很多，他一时走不开。等他到我们房子的时候，里面已经被元仓和老曹弄得烟雾缭绕了，先生说“你们这些家伙!烟瘾这么大!”我们聊了彼此的近况。也聊了中心的工作。第二天上午的交流结束后，先生就又和往常一样，匆匆的走了。当时我在西安工友之家，他说很想去看看，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先生了。

知道先生出事的消息后，大家都不愿意相信，都很悲痛，都觉得要做点什么。当天晚上，原乡建中心执委肖青、常竹青，“人才计划”一期马永红、二期王飞龙， “人才计划校内班”辛林强，陕西大学生支农队历届负责人惠江博、赵亮、张伟，我们聚在了一起，商议之后决定联系陕西曾追随先生、受益于先生的支农界朋友，收集整理纪念先生的文章，组织代表赴京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在西安举办陕西支农界追思刘老石先生大会。

先生是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负责人，曾从事外贸工作，之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在天津科技大学工作时结识温铁军博士，在温铁军博士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担任记者部主任，同时负责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成为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活动的旗帜性人物，十年来，追随先生、受教育于先生参加过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青年数以万计。先生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大学生支农调研与乡村建设事业，带给无数农民希望和信心，带给无数青年信念和力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人生。

我在参与大学生支农调研过程中，在和先生交往、共事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笔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我现在不再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但是这笔宝贵的财富将伴随我一生。死者已安息，生者当奋起。像先生一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无法做的向先生那样好，但是我一直会努力。

“第三期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学员”杜继文

2011年3月27日3点53分写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