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是那么漫长。
3月24日晚，我还徘徊在老师出车祸的不真实，以及探望时又看到他慈祥、如同熟睡的面容的矛盾和悲痛中。张琪突然告诉我，“老刘没了。”
电话那头是他的哽咽声，但我，仍不愿意相信，“今天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吗？”“手术是很成功，但……”。我们都极力克制，希望做到老师一贯告诫的，老师自己也做到的立泰山崩殂、江河倒流前也不变色的平静。
失去所有希望后，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在脸颊上肆意纵横，忍不住疼痛揪心。恍惚中，与老师在一起的场景一遍一遍在我眼前浮过，“小吴，小吴，该起床跑步了。”他的语调略带嗔怒，面带微笑。
还未来得及达成为之孜孜不倦的“为农民服务”理想，我的老师，刘老石，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曾付出赤子衷肠的世界，离开了他倾注平生心血、像亲人一样爱护的学生们。
一
我是3月22日下午4点半得到老师出事这个噩耗的。
当天下午4点，我不经意间浏览到张琪的博客。张琪在状态中说，他的老师出车祸了，很难过。我原以为，出车祸的是张琪大学时的某位老师，却也忍不住担心，于是立刻打电话过去。
张琪打消了我原有的担心，却在我心里绷着的弦正要松懈时，沉痛地告诉我，“是老刘……昨天晚上8点20分左右出事的。”他描述得非常具体、非常细节：右腿骨折，脑部严重受伤，一直昏迷，医生说醒来的机率很小…
连续挂断，又给张琪拨打了三次电话后，我仍然不愿意相信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我所能做的，唯有立刻赶往天津市第二附属医院。抵达时，已经离事故发生时间一个整天了。现场有老师的多名亲属，以及多名与老师联系紧密的学生、志愿者们。
大家都神情悲伤，默默守候在离重症看护室不远的走廊里，为老师祈祷。谁都不愿意相信：在看护室里接受治疗的人，就是头一天还谈笑风生，一直把我们当做亲人一般爱护的老师。但现场的人告诉我，老师的伤情相当严重，已经经历了多次手术，医生说他能够醒来的机率非常低。
亲属、朋友为老师找来了北京的专家，这个专家也同意医生的说法。不过我们仍然在期待奇迹出现。3月23日下午五点，与亲属一起，我在病房探望了老师，只看到他的面色比平时稍差，如同睡着了一样，没有发现血迹，也不觉得老师像是遭遇了车祸。
3月24日上午，老师又转院到天津市武警医院，再一次进行了脑部手术，手术成功取出了残留在脑部的碎片，大家的心情稍微乐观。然而没想到的是，由于过重的并发症，在3月24日晚上9点多钟，已经坚强挺过了三天的老师终究走了。
这是一个事实……出事时，老师的中枢神经已经受损，抢救时已经完全没有知觉，所以，老师走时不会感觉到疼痛。三天时间里，陪伴老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是他的十多名亲属，以及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去的二、三十名挂念他的社会各界朋友、学生。
二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老师是我们工作上的上级，他总是做我们的救火队员，不过不会因为我们的过错而责怪我们，在老师看来，“你们都还要成长。”
乡建中心所聚集的青年，无一不经历过老师亲自严格选拔和精心栽培，经历过老师亲自的理论培训和手把手的实践指导。老师说，做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推动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可以引为人生最大的乐事；具有这种情怀的青年人，应当为自己的价值观付诸行动。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2007年7月，在人才计划三期举办的首次培训上，老师讲到国外某位付出了自己宝贵青春的社会活动家时，忍不住潸然泪下，现场也有不少人随之潸然泪下。这是与老师相处的三年时间里，唯一一次见到他落泪。老师问在场的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然后他自言自语地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
从2000年起，老师开始发起大学生支农活动，不久，他加入了温老师的团队，成为全国大学生支农的总指挥。老师领导的支农团队，旨在消除农民的物质贫困和文化弱势，促进农民的自我组织。
从2000年到2010年，受到老师直接影响的学生，人数已达数千人之多，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由这些分布在全国数十省份，上百所高校的学生所发起的每年寒暑假支农调研活动，参与的人数到现在已经难以准确估计。
老师发起和指导的这场运动，对不少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处在迷茫中的我的人生轨迹。在参与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学生们得以逐步从什么也不懂，成长到能够独立面对风浪，沿着老师一贯的教导而行动的青年。老师给予我们的教益，让我们受益一生。
由老师发起的大学生支农下乡运动，在钱理群教授的眼中，它是历史上第五次民间自发的青年知识分子下乡运动。钱老曾问老师，“你们做这个工作多少年了？”老师回答道，“已经做了十年了。”“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真不简单！”钱老由衷地赞叹。
十年支农、十年乡建，在学术界、民间团体中均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一件事，坚持做五年，可以被人认可；坚持做十年，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老师总结说。不过，只有如老师那样拥有非凡毅力的人，才做得到十年坚持。师母告诉我们说，老师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有一次拔牙竟可以不打麻药。
在老师的指导下，十年来，参与支农活动的大学生，足迹几乎遍布了全国所有的省份，并且以社团的形式持续性地开展着支农活动。接受过老师培训的农民合作骨干遍布全国，老师领导的机构在数十个村庄建立了文艺协会、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农民合作社。
2007年，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正式法律的形式肯定和鼓励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大学生支农活动也已经从最初的无法被人理解，逐步成为凝聚众多关注社会发展的青年人的枢纽。
不过，这些成就只是老师取得成就的冰山一角。老师在青年人培养、农民合作、城乡互动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或许只能随着历史的沉淀和人们挖掘的深入而更加得到彰显。可惜天妒英才，老师却早早离开了他开创的事业……
三
老师的工作量，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老师曾在天津科技大学任教，而做为他理想承载体的乡建中心却在北京，他每星期都会来到乡建中心一到两次，每个星期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乡建的事业。
在乡建的事业中，年复一年，老师奔波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点，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支农社团。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几乎每一个周末，老师都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穿梭于天津、北京。
做为老师的学生，我不时向他抱怨，“工作太多，一群人的事情，到我们这里来，好像变成一个人做，即使是机器人都做不完啊。我们总在不断地往前赶，却没有时间做总结。”
然而，老师却说，“成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什么时候你们练成我这样了，就行了。”他还诙谐地说，“要让成长追着你跑。”事实上，我知道老师比我们要更辛苦，他凡事事必躬亲，承担的工作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几倍。
老师总是以最好的精神状态来带动大家，跑步锻炼时，其他人跑一个大圈会觉得累，而他却要兴致勃勃地跑上两个大圈，甚至三个大圈。
我生活习惯不好，早晨经常不去跑步。老师很生气，勒令我改正，然而我却顽固到底，总是一次又一次让老师失望。老师很无奈，对我说，“小吴，你真像孩子一样。”老师身上时时有一股威严，然而他却极少对我们板过脸。
只是在乡建中心的三年中，不经意间会发现，随着岁月流淌，老师真的在一天一天衰老。看到他眉梢的皱纹，听到他偶尔一声叹息，我都会感到莫名的心酸。
老师太劳累了，直到出事前两天，他还把他一个星期排得满满的工作计划发给乡建中心的志愿者们。现在想来，老师这种做法或许不仅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合理分配时间，或许还在无言地告诉我们应该更加体谅他，只是我明白的太迟了。
老师总是在不停地做事，他从不屑于提及自己的声望和取得的成就。老师曾对我们说，“什么才是一种做事情的状态？就是你成功了不觉得高兴，失败了也不觉得痛苦，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理想已经内化，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老师鼓励我们，要勇敢走上讲台对同学讲“支农史”，阐述它的由来和发展。每次讲述，我们都会为有幸参与其中感到自豪。老师则在一旁静静听，讲到精彩点时，他会忍不住为我们叫好。还有很多次，老师还私下亲自为我们示范如何讲课。
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现在想，或许上天是看到老师真的太辛苦了，才让他终于能够停下来歇息。“往前走，不要停！”老师总说。“你选择的事业与历史站在一起……”这是老师经常告诫我们的话。
“为什么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害怕牺牲？”去年的一天，老师在与我们一起看《井冈山》时问我们。然而，我们回答不尽让他满意。
老师认真地说，“那是因为，他们觉得生存的意义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自己有限的生命已经融入到这样无限的事业中去了。虽然他牺牲了，但是他的理想却有人承继，他的事业将由他的同志们继续下去。”
只是没想到老师说的竟是他自己。
吾悲吾师，吾师在天堂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