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新的记忆：结交湘波

梁承碧

湘波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我们研究生一年级（在湖南师大我们的就读时间是：1997年9月至2000年6月），一个毫不经意的时候。那次，我和一个室友偶然到他们宿舍逗留了一会，只见这人悠然地仰躺在床上，不知怎的就抛出一句话：我这人啊，以后就专门搞搞实践算了。笑呵呵的，没有什么顾虑。瞬间我蹦出一个直觉判断：这是个坦率的、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湘波似乎对自己人生的致力方向早就有了一个定位。

我和湘波真正交往起来，是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了。代表“哲学与现实沙龙”来找我谈话的是邓林华，大概因为我是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当关心现实，是沙龙可能发展的对象。我介绍自己，因为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负担非常沉重，有着改变这种状况的强烈愿望。自然一拍即合，我乐意参加这个沙龙。因为参加沙龙，就和湘波有了接触。后来也明白了，湘波就是沙龙的精神领袖。

起初并没有感到多少意味：一个主题，几个人聚谈，未必很有深度。邓林华说：这个沙龙，目的是带动本科生；你的师兄沈友军也是参加的，因为到了三年级，太忙；你就来顶顶吧。后来沙龙的地点移转到长沙某酒店，讨论的题目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学术的味道也很浓。这时我逐渐有了留恋的感觉了。一方面，终于有机会走出那狭小而枯燥的宿舍，真实地体认省会长沙那种热心政治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我也因此结识了一些让我终生难忘的人士，在这里我不再感到心灵的寂寞。我本人不擅演讲，又缺乏组织才能，并没有为沙龙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参加沙龙只是跟着凑凑热闹、捧捧场面而已。但湘波对我似乎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我参与了也就够了。不过我已是非常感激湘波，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平台——这一平台多少满足了我内心深处一种实践指向性的心理需要。

伴随湘波参加活动的机会多起来。很多时候他要叫上我。比如去和一家正在试办的报纸商谈合作的事宜。不过我这次挨了他的批评——一起去的本科生李安等人都能应对方的要求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而我却拿不出什么见解。湘波近乎生气了，说：亏你还是个研究生呢！比如去找一个在学校旁边开饭店的农民了解农村状况——那是一个来自衡山的中年农民，他向湘波介绍了做一个农民的种种不容易，出来开小饭店比务农要强一点。比如去贴寻人启示。湘波希望找到来自衡山的本科生，结成团队去衡山搞调查。启示是晚上偷偷摸摸贴出去的，依稀有点回应。当然最后没有去衡山。……如此一路走来，我和湘波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密切起来。他对我的态度，多多少少有点像对待一个追随者的味道——他有什么打算了，传达给我的方式就是直接的“吩咐”，从来没有邓林华那种商量口吻。不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这种方式，甚至也没有反感过，或许这是因为他的行动能力正是我所欠缺的吧！当然，他也理解和尊重我的独立性，因为在思想方面，我至少是“自力更生”的，虽然可能谈不上“丰衣足食”——只有一次，他试图就政治民主化问题对我讲一通“制度置换”的道理，不幸我那时还不懂得聆听，打断了他。

我和湘波的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在快毕业的时候，湘波，一位姓罗的先生，和我，组成了一个“三人行”，由我领着南下耒阳农村访谈。首站到上架乡，在我家落脚，二位就把我父亲这个老农当作了第一个访谈对象。然后我介绍他们到上架中学，访谈了一个年轻老师，主题也是农村情况。第二站是大义乡，需要徒步二十几里。不料在半途罗先生执意要独自走一段岔路，打算在岔路的末端会合。事实上没能会合，我和湘波决定在一个中心地点等待罗先生，滞留了两个多小时；而罗先生却误认为我们可能先行了，快速追赶，早已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在等了我们大约相同的时间后，没有等到我们，罗先生便返回了县城。湘波和我仍按原计划进行。在距圩镇不远的地方，我们访问了一个和我父亲年纪相仿的农民，这位老农民很有阅历，他把自己的农民生活做了一个长历史跨度的对比，给湘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日住宿在我小姑父家里。自然，我小姑父（年轻时候丢了教职而成为农民）也成了湘波的访谈对象。次日，我们乘车到了夏塘，这是第三站。在夏塘，我们访问了耒阳第八中学的曹博老师——我与他曾共事过，这是一个关注农民问题的、在耒阳家喻户晓的人物。交谈有一两个小时，双方都很愉快。返回县城时，湘波访谈了最后一个对象——我的一个同学，黄宜成，当时是耒阳市政府农村办的秘书，他可能给湘波提供了关于耒阳农村情况的概貌。

耒阳之行对湘波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能描述他内心震撼的状况，但他因此坚定了以后努力的方向，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回来以后湘波就明确地对我说过：以后我就专门做三农问题了。他显示出一股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神情。湘波后来再次南下耒阳的行动似乎也印证了我的这一判断。那是湘波在《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兼职编辑时候的事情了，具体时间我已经模糊——他打电话给在福建的我，要我通知我的父亲接待他。事实上，湘波几乎把第一次走耒阳的路线又重新走了一遍。他也试图和曹博老师、黄宜成秘书保持联系，送给了曹老师一些资料，并向黄秘书约稿。数年以后，湘波还选择在一个中秋节时候，给我们一家发来一个表示感念的短信，大意是说：感谢你们曾经提供的帮助，祝愿你们一家人都好！

耒阳之行对湘波和我之间的个人关系显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次共同跋涉的经历，我们很可能就会沦于泛泛之交了。因为此前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一次正儿八经的深谈，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志趣或者理论方面。总之，我们对对方的背景所知甚少，对对方的未来也难于判定。此后，我们可以确信对方坚忍不拔的品格以及未来的追求了。让我感受至深的是，湘波对我当时尚未解决的“对象”问题很是关心——在夏塘的那个晚上，是我所认识的一个中学女教师招待了我们晚餐，并帮助我们找了一个便宜的小旅馆；是夜，湘波力促我主动，他认为这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不要错过了。无奈我下不了决心，湘波很是失望。我和湘波之间的深谈，是夜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是我的个人问题。湘波长我一岁，这次让我切实地感受了他兄长般温情的一面。

毕业以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当然不是不想见面，而是因为我的缘故给耽搁了。2002年春，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考试结束后，沈友军告诉我，湘波正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想见我一面，希望我过去。但我当时脑力状况很不好，视力也差，太怕迷路，诸多不便，就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前几年，湘波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希望我暑假期间到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建中心去讨论问题，并且为了我的方便让我就住他家。我由于自己的家庭和事业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一时竟然难以成行。后来得知我已进入厦门大学攻读学位后，湘波料我一时去不了北京，但不希望我和他过于“疏远”了，便介绍了一位在厦门的某先生，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要我和他联系。不过我还是辜负了湘波，没有和这位先生联系过。就这样，我和湘波竟然在研究生毕业以后十年之久没有见上一面。令我无法想象的是，我们现在竟然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十年！我们都在择定的轨道上各自忙碌着。偶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十年！湘波那达观、一往无前的精神没有改变。他那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奔赴公益事业的情操没有改变。他对我的关心也没有改变——我离异后，并没有马上再婚，他又批评我“无能”了。唯一改变了的，是他所追求的事业，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已非昔日可同日而语了——他所开拓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已足以在历史中留下一座丰碑！十年！我也没有改变，我就像一颗铜豌豆，锤不扁，煮不烂，固执地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思想的战士。我内心里那种“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性没有改变。我作为湘波的志趣相投者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改变了的只是我的容颜，原来浓密乌黑的头发，已可窥稀薄，银丝数根。

我得知湘波的噩耗已是4月底。一个朋友忽然记起了僻居天涯海角的我，给我发来一个长长的短信，告知我湘波出车祸的事。我愕然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接连两天，我在网上阅读关于湘波的文字，我的眼泪时时欲夺眶而出！我明白，就是想再看一眼那个已经不再思想、不再说话、不再行动的湘波的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个年龄，我们从容地期望某一天我们能够再度相聚、积十年一剑之心力来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原本算不上一种奢侈。可人世无常，谁又能料想，这竟然就是一种无法支付的奢侈呢？

2011年5月5日

(附注：作者为湘波湖南师大研究生同学，“哲学与现实沙龙”成员之一，现为福建某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