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会 忘 却 的 纪念
——悼湘波兄
湘波去世已经很多天,朋友们都嘱我应该写点文字纪念湘波,也是对哲学与现实沙龙的纪念。然而,我却深感语言的苍白,担心它亵渎了感情,一直没有动笔。 但“语言是存在的家”,对于死者的纪念,生者也大抵只能诉诸文字。
24日晚,送顾琦去广州,尚聊及湘波近况,25日,刚起床就接到叶师兄的电话,告诉我湘波走了,我甩掉电话,大吼,妻闻知,也哭,连说这不是真的,为什么这样好的人就走了?为什么这样善良的人会走了?我泪流无语,与妻抱头痛哭。
湘波,姓刘,又名刘老石,黑龙江伊春人,与我同属湖南师范大学97级伦理学研究生,住同一寝室。湘波少有奇志,中学时为练习口才,常独自登山演讲;他个性倔强,小时侯犯错,母亲责打,他从不哭,母亲反哭。他说因为名字含“湘”,与湖南有缘,所以选择来湖南读书,我猜测则是他理想主义情怀与湖湘文化契合的缘故。
开学不久,同学聚餐,酒后论及时事,我与湘波心有戚戚。湘波遂约我深谈,觉得有一起做些事情的必要,遂邀胡克祖(96级教育学研究生)、张光旭(96级心理学研究生),共同创办哲学沙龙,沙龙的宗旨为“立足现实,培养独立自由之精神”。沙龙的名字颇费思量,因为考虑到民主和自由之精神必须从现实思考中得来,最后决定取名“哲学与现实沙龙”。 虽然名字很俗,我也并不很赞同,但因为提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作罢。
接下来就是招收会员的问题。我们并不打算将沙龙仅仅局限于研究生的范围,于是决定先招收一批本科生骨干作为沙龙开展活动的基础。湘波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本科生的哲学论文集,从中筛选了一些作者。但论文集中并没有作者的联系方式,如何找到他们是个难题。湘波想出一个“愚笨”但却实用的主意——按作者姓名写“寻人启事”。可能大家觉得多少有点罗曼蒂克,写好“启事”后,白天不好意思去张贴,直到晚上寝室熄灯后,才偷偷溜出,把“启事”贴在各大学生住宿楼的门口。那天晚上的风很大,月亮也较黑,总有点鬼鬼祟祟的感觉。此后几天,便有学生陆续找上门来,问我们“寻人”缘由(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沙龙负责人的莫宏雨),当然也有人因为担心被 “寻仇”而没敢前来。
沙龙经过几次小型的交流和讨论后,决定正式面向全校招收会员。招聘广告的创意来自于湘波。我们用两个很大的床板作广告牌,一张写下沙龙的宗旨,另外一张则是沙龙准备讨论的题目“女生宿舍的栅栏该不该打开”。广告的效应很轰动,学生报名很踊跃。估计原因之一是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广告牌,况且是床板制作的。那时师大虽然社团不少,但广告牌却一般很袖珍,两块硕大的床板立在师大木兰路上,自然是引人注目的。此后,师大其它协会的广告牌都慢慢大了,但用床板作广告却独此一家。其二,沙龙的讨论题目也很对青年学生的胃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吧。此外,大概沙龙是第一个由研究生主办但向全校学生开放的协会,那时的研究生不像现在那么多,本科生对研究生多少有点好奇。
招聘广告后,沙龙的会员一下激增200多名,以致我们不得不将会员分成十多个小组讨论,然后再由每个小组推荐代表参加最后的辩论会。第一次大型辩论会在文学院的阶梯教室进行,教室坐满了人(据说有400多个位置),连窗户旁也挤满了学生。辩论会由正反两方代表轮流上台发表演说,然后接受观众的提问,有点美国总统选举的味道。辩论很热烈,也很精彩,掌声此起彼伏。儒雅博学的沈友军(96级科社专业研究生)、激情冲动的邓赛(97级中文基地班学生,后成为沙龙报纸主编)、机智而富有煽动力的刘湘波等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辩论会后,报名参加沙龙的人越来越多,最大规模时成员逾800多人之多,是师大有史以来最大的学生社团。许多青年才俊如莫宏雨、顾琦、贺权源、邓赛、田彦红、李安、戴莉、常琳、杨骐文等都先后加入了沙龙。湘波是沙龙的领袖,负责沙龙的组织和策划,因为考虑到沙龙活动的影响对象主要是本科生,日常事务则由96级历史基地班的莫宏雨主持(沙龙后期的负责人还有顾琦、贺权源等),我主要负责沙龙骨干成员的思想交流和讨论。
沙龙的活动很多,湘波总是事无巨细,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与所有天才的行动家一样,他坚强,乐观,精力充沛,充满激情,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给人温暖和力量。他吃穿很随便,爱好很少,偶尔唱歌,喜欢崔健的《假行僧》。总之,他对世俗生活似乎有天然的反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但他并不停留于理想,而是将理想付诸于行动,用行动改变现实。他走路快而有力,头略有点偏,说话很快,常伴随着手势,辩论的时候喜欢打比方,举例子,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而我则有些耽于空想,惰于行动,所以常被湘波“驱赶”着。那时沙龙的讨论很多,每个星期有三、四次左右,所以湘波与我的讨论自然很多,争吵也不少,从寝室到沙龙,从沙龙到寝室,我们争论不休,我常感疲惫,湘波却乐在其中。
在湘波的奔忙下,沙龙获得了学校和哲学系开明领导的支持(包括经费、场地等),沙龙的活动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还创办了《哲学与现实》、《追日》等刊物。受沙龙影响,学校的其他社团,如春秋学社、黑蚂蚁诗社等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并与沙龙举行联合讨论会,“师大校内学生活动一度欣欣向荣,校园文化生机勃发。”(莫宏雨《缅怀湘波》)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社团也派人来沙龙取经,高校间社团的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
关注现实是沙龙活动的宗旨,也是湘波一贯的行事风格。97年底,沙龙创办伊始,湘波就策划组织了一次农村调研,并亲笔撰写调研报告《我省农村状况及其思考》(指湖南省)。也就是自这次调研后,他意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可以说,他后来的“乡建指路”与这次调研不无关系(他曾对我说,他初次去见温铁军老师就拿了这份调研报告)。沙龙的论题也主要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如三农问题、教育平等问题、知识分子责任问题、公民权利维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求知热情,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在中国,关注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真理的细胞逐渐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哈维尔)。关于知识分子责任问题的讨论刺伤了部分老师的虚荣心,而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讨论则让校方和有关部门惊恐。学校的大棒挥舞起来,开始限制和打压沙龙的活动。沙龙的一些成员开始感到压抑灰心,而湘波依然乐观坚韧,不断地用行动和热情激励大家,通过自筹经费,与社会企业合作等方式,使沙龙活动顺利开展。
2000年6月中旬,我和湘波去天津高校应聘,一路上讨论沙龙三年的得失,他的结论是应该走合法途径,扎扎实实做有建设性的事情。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有了将来做“铺路石”的打算。后来,湘波去了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在的天津科技大学),而我因故回到长沙,湘波非常失望,常打电话埋怨我。
2001年,湘波加入了温铁军老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要我联系沙龙的成员去杂志社工作。02年湘波去衡阳农村调研,曾经到过长沙。此后,很少见面,只听到他在全国各地调研的消息。再后来,听说他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被评为“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
去年9月,我开会路过北京,到了湘波的乡建中心,更加了解了他的成绩和不易。他依然俭朴,也依然勤奋,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唯一的变化是他沉默的时候多了,讨论的时候已很少发言。此后,我们去了天津,见了湘波的家人,嫂子很贤惠,孩子也很懂事。
春节前,湘波曾携夫人和孩子到长沙,邀请了哲学系的老师聚餐。老师们对湘波很赞赏,认为他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湘波有些感动。后来,去歌厅唱歌,我为他点了《假行僧》,他要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声很笨拙,也有些变调,但却让我感动。临别,我送他上车,见我不舍,他说:“还会再见的”,没想到竟成永诀。
湘波,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行动家,你是如此敏捷坚韧有力,可以让失望者振作,哭泣者欢笑,柔弱者坚强。每次我们通电话,我都说你是最优秀的,你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你一定会获得成功。你扎根于乡村,“走了比长征更远的路,建立了比共产党更多的根据地,培养了比黄埔军校更多的骨干……你是当今乡村建设的棋手!你做的比晏阳初、梁漱溟更多,当今中国,你是最值得尊敬的乡村建设的践行者。”(见李昌平《老石,你永远和我们同在!》)你也是目前中国公民社会最伟大的建设者。当今中国,“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更可怕的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仅靠制度的改革并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唯有如湘波这样深深扎根于基层,切实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的转型才会有希望,中国人民才会有福祉。湘波的离去不仅让中国乡村建设损失了一名旗手,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损失。
英年夭折,壮志未酬,可怜仁义之士天不予以寿!湘波,我知你心,所以我痛你痛。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湘波遗文《老师是用来牺牲的》)湘波,我知道你并非宗教徒,但你分明有宗教徒的奉献精神,也许唯有宗教徒般的大爱和忍耐才能换来中国社会美好的明天。
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湘波,你的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却!
邓 林 华 2011年4月1日

“你并非宗教徒,但你分明有宗教徒的奉献精神,也许唯有宗教徒般的大爱和忍耐才能换来中国社会美好的明天。”这句话写得太好了,但这也是我对湘波的疑惑。 我时常诧异湘波何来如此大的不竭动力,来做这个下地狱之人。我知道仅靠一点点的正义感和理性,在中国是不可能行太远的。一个人要达到他这种境界,要么来源于彻骨的仇恨,要么来源于至纯的信仰。他的宗教是什么?林华你知道吗?
感人至深。我知你心,所以我痛你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