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过去和未来的纪念——追思老刘

几天前，在支农的群里，一个我熟识的支农老人莫名问了一句“老刘怎么了”，马上就有另一个更老的队员出来说“不要讨论”。我当时感觉，老刘肯定是出了啥事了，心想不会是犯啥错误了吧，也就没有细细追究了。过了一天，就有QQ留言，说老刘“走了”。我还在想，错误能严重到要走人的程度吗？我追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到哪里去了？后来的他回答让我意识到，我的理解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随后的一条来自一个支农好友的短信，再次证明我确实错了：老刘走了，不是因为他犯了错误，而是别人犯了错误。

我有点傻了。好几天，我都闷在那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无谓风逝，尤其是一个我熟悉并尊敬的生命的无谓风逝，不仅让我不停感叹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更让我无法接受。

然而，更让我傻眼的是，当我试图回忆和老刘一起支农的情景时，发现我已然无法描摹他的样子；我甚至已经无法记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和他初次相见。

我2003年因为一封来自深山的邮件开始了我的支农生涯，先后去过云南昆明培训两次，湖北三岔支农两次，四川西昌一次，山东鱼台一次，四川仪陇一次，四川泸州一次。此后我还参与过支农相关的环保项目和调研，以及一些支农交流活动。但从2005年开始，我基本是逃而不叛，至今已脱离支农队伍有六年之久，算不上一个正宗而纯粹的支农人。

在这些数得清的场合里，我能确定和老刘见面或交流的场合也很有限：第二次在昆明培训的时候，我参与过他组织的游戏，并和他一起参与案例点评；第二次去三岔的时候，我参与过支农老队员关于支农是应该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应该就一个点做精做细的激烈争论，他当时在场；去西昌，他不在，但是我和他有过电话沟通；在鱼台，我记得我找他要过支农补贴；在成都，他专门叫我出来吃过便饭；仪陇那次，我和他在一个房间里就周杰伦之类的流行歌曲会不会教坏小孩子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和他一起组织过培训，在回来的大巴上和他讨论过将培训所得的一点课时费捐给乡建中心，这是我记得起的和他唯一一次深入交流，也是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之后，我甚至连电话都没有和他通过。

至于我何时和他初次见面，我再怎么努力，也回忆不起来了。或许是在云南昆明，或许是在三岔。我很惭愧，但也很欣慰。如果和他见一面握个手，就像草民和达官贵人握过手就一辈子不洗、粉丝见到偶像就当场昏厥，他刘老石可能就不是刘老石了。

在不太深入的交往的中，老刘给我的印象有几个：偏瘦，不高，干练；北方口音，很有磁性，说话简单深刻，很有力道；乐观开朗，总是笑眯眯的，笑声很爽朗；穿着简单干净，总是一条牛仔裤，一双烂皮鞋，一件衬衣，一件薄外套；偏分的头型，总是一脸平静地看着你，边听你说边思考，没有什么架子；有使不完的劲，干不完的活；有理想，很执着。

虽然接触不多，但我必须承认，我支农的这些时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为珍贵的记忆。我至今还怀念支农时期吃自己做的饭，唱自己编的歌，教自己编的教材，学解放军操练的场景；也无法忘记走村串户与农户交流，大会小会宣传合作社组织成立协会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我，总是有无限的热情和无穷的力量，自立而又有成就感。

然而，支农也是辛苦的。因为经费很紧，我们去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总是要坐几天的火车，外加几个小时的汽车、公交、摩托车，有时还要走上一长段路。坐火车是不敢坐卧铺的，有时候搞不到位置，就一直站。我就有一次从山东回成都，没有座位，站了三十多个小时，实在不行了，就蹲坐在过道睡了一路。住宿不敢睡贵的，找便宜的又不放心，就有队员直接在火车站将就半晚，好歹有保安看着。在农村，都是自给自足。农村来回不很方便，走访农户的时候，多数都来不及回来做饭，中午只得带些干粮，晚上也不能及时吃饭，很多队员因此患上了胃病。乡建中心的办公条件也极差。中心坐落在五环外，坐车要好几个小时。房子都是平房，睡的都是地铺，就有队员因为环境太潮湿患上了湿疹，疼痒不止。支农工作很忙，经常要辗转全国不同地方的农村，折腾几天的交通工具不说，到了农村还得早起晚睡，有时候讨论到深夜，有些队员最后在公交车上、在理发的时候，都能睡得跟动物冬眠一样。待遇上，兼职的不说，在国内组织中支农的队员，待遇都很低，勉强够吃喝而已。

就是这样的环境下，前赴后继的，还是固定地保持着一支庞大的支农队伍，系着红领巾，唱着革命歌曲，从城市走向乡村，和农民奋斗生活在一起。没有别样的理想和勇气，没有别样激情的集体和领队，我想，支农是不会走到今天的。

如果说一个人的伟大程度取决于他名字前面定语的长度和定语的分量的话，老刘只能算普通；如果一个人的流行程度取决于粉丝的多少的话，老刘只能算“非著名”。但是在支农的圈子里，老刘是元老，是领队，是灵魂，是旗手。

如今，旗帜还在，但扛旗的人却走了。

上世纪90时代到20世纪初，因为税费的存在，农村矛盾较为尖锐，比之当前的城郊拆迁和工业污染带来的矛盾还要复杂；合作社和协会，也是敏感词汇。那个时候去农村化解矛盾支持建设，还时不时受到当地政府的敌视；而随着农业税的免除和合作社的兴起，如今的支农环境已经大为改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走了。

支农事业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倒下，现在顺了，他却走了；在不发达的农村，他没有倒下，在发达的城市，他却倒下了。我不想说，他的倒下是一个悲剧；但是我想说，悲剧的是，他在这么一个时间以这么一种方式倒下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知道爱笑的老刘在天堂做何感想。但不管怎么样，我感到十分遗憾。为支农事业遗憾，为支农团队遗憾，为老刘个人遗憾。

我是一个半路逃跑的支农队员，我一直怀疑我有没有资格来纪念老刘。但说实在的，我要告诉老刘，我心里，一直都有你，有你们。我想，老刘应该不会嘲笑我的虚伪。

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比我纯粹的支农人，他们对支农的感情，对老刘的感情，比我深得多。他们是老刘值得托付的人。

老刘，愿你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