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农村
本刊实习记者郑现莉
2002年像一个新的“上山下乡”活开始年，北京、天津几乎每个大学立了大学生农村社团并积极地开展调研活动，他们深入农村和偏远山，一种新气象正在浮出水面。
一群具有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温铁军、徐勇、李昌平、于建荣等等，是在推动着这些活动的前进。还有一些无畏的实践者，他们不辞地工作在第一线，这之中有一个怪——刘湘波。

用脚做学问，用心做事情

刘湘波是个看起来很怪的人，他做贸，当过老师，今天却在坚定地探着“三农”问题。其实他最初让大学关心农村问题是源于他对大学现实教的批判。他认为，现实的大学教育，太地受着科学主义的影响，太多的被知、逻辑教育束缚着，非理性的人文素教育被看作异端邪说，这就严重地影了青年人的发展，也导致了今天教育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严重缺陷。而人素质培养的最好的途径不是背古诗，是深入生活去实践。所以从那时开始他就琢磨将中国两大难题—-农村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
他尝试着带领大学生们到农村去，恰在这时他遇到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马上就被他踏实的学风吸引住了。刘湘波非常敬佩温铁军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他也打算像温铁军先生一样用脚去做学问，用心去为农民做事情。他讨厌时下一些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和没有社会责任感，他决定带着众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脚踏实地去做。
他们首先到天津市附近的西青区上、中、下辛口和沙窝等村进行了调研，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此后他们走过了山西左权县上麻田村、皎沟村，山东沂蒙地区，平邑县的车厢峪，泉子峪、蒙阴县的张家楼村、荆汶村，沂源县的东高庄村；江苏省丰县的袁砦村、高李庄，王集村；湖南耒阳市上架乡东胜村，大义乡大义圩等村；山西原平县的沟里村、东岔村、石里坪村；河北正定县北早现乡北孙村、东叩村、七吉村；黑龙江绥化市五一村、胜兴二队、黑河西四嘉子乡西四嘉子村、小三嘉子村、小乌斯力村、东四嘉子村、新生乡；河南兰考县坝头乡杨庄村、雷集村，固阳镇宋营村，仪封乡三合由村等等很多地方，脚步遍及八个省近百个农村。
每次出去，都是刘湘波亲自带队。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上，他一路上和外出打工的农民们交谈，询问他们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给他们介绍党中央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给他们看历次的调研报告，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有的民工当场邀请刘湘波带队去他们家乡调研。刘湘波的一言一行深刻地影响了同学们，从此他们每一次外出都把火车当成了宣传室。

在这些走访中，他们不是为了欣赏蓝天碧草，也不是为了寻找激愤和痛斥黑暗，而是真诚地在探索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他们在思考着现时期的农民需要什么，当代的大学生又能为生养我们民族的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实践的摸索中，他们逐渐确定了支农、支教、扶了解贫、调研、建信息站这五大项工作，在为农民办实事的过程中成为他们信赖的朋友进而了解他们真正的世界。
每次出去之前，同学们都要在学校里组织一次捐衣活动，同学们也非常踊跃积极，有时活动已经结束了还有人送衣服过来。他们把这些衣服整理好，带给需要它们的老乡们。山里的人们生活还很贫穷，舍不得花钱买衣服，这些衣。服被他们留下来，只有在过年或外出的时候才舍得穿。这虽然是举手之劳，但对老乡们的帮助却很大，也一下子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往往很快就成了他们的贴心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用知识改变命运

为了真正深入农村，参加活动的队员们都是吃住在农户家，按5元／人／顿饭和5元／人／夜付钱，但是每次离开的时候都要想很多办法才能把钱留下。老乡们往往宁愿自己睡在地上，也要把自己家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被子留给同学们用，拿出最好的食物给同学们吃。在山
东沂蒙，一位老乡为了让队员们吃上热馒头，骑车走了十几里山路。一位老大妈非要请队
员到她家吃顿饺子不可，要知让他道，在这里每年只能吃到一两顿饺子，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奢侈的一顿啊。同学们拒绝了，可是大妈把饺子煮熟后，就站在路边一直等到天黑，硬是把队员们拉到家中，最后每个队员含着眼泪吃下了几个饺子。这是多么朴实的群众啊，可是他们至今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很多队员从此下定决心要为农村做些事情。
在走访中他们发现，农民不仅需要物质帮助，他们更需要科技、知识、思想观念这些精神支持，所以每次都要带上一些种植、养殖、科技、法律类图书，他们还找到了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光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宣传科技知识、赠送书籍，在村里播放光盘，老乡们就像赶集一样聚集在一起，一边看录像一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同学们给予解答，他们都兴奋地说：“俺们也用上了高科技j”一次在河北正定县北孙村，同学们就要回去了，一位养羊的老大爷找到他们，想再详细看看关于羊饲料配比的光盘，同学们立即卸下已经收拾好的东西，在一个农民家里连续播放了好几遍，他还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之后高兴地说：“这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有很多地方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信息来源很少很慢，为此他们每到一地都要建立一个信息站，找当地一个可靠的人做联系人，回去之后通过他与当地保持联系，他们充分利用自己信息来源广、查找资料方便的优势，为他们提供农业科技、法律、政策方面的资料，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已经建立了上百家这样的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从此改变一些人的命信息站。队员们同这些老乡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联系一次，老乡们很信任他们，写信让同学们帮助查找资料。
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忘记当地的孩子们，首先给他们分发本子、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然后给他们上课。虽然大学生们知识很丰富，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走了一些弯路。一开始，有的大学生给他们讲“五四”运动的历史，孩子们不感兴趣，很多人从窗户上跳出去了。给队员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刘湘波的讲课一“矿泉水瓶的妙用”：矿泉水瓶除了装水还可以干什么?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其想象力让这些大学生们也白叹不如。在刘湘波的启发下，同学们改变了教学方法，他们教小朋友们唱歌，给他们讲北京、天津，讲大学，讲“知识改变命运”。在一些地方，教学条件比较差，为了增强那些学习比较差的同学的信心，大学生们分别找他们谈话，告诉他将来可以考上大学，果然从后来的反映看，他们学习态度更积极了，成绩也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说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从此改变他们的命运。

上山下乡，星火燎原

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那些独生子女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愿意洗，他们会去关心农民?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大批的志愿者们已经投入到了这个支农调研的洪流中，他们中有热爱家乡的农村子女，但他们中更多的是城市的孩子。
他们聚集在一起，想方设法做事，他们工作非常勤恳，有时候忘了吃饭，星期六、星期日从不休息。虽然每次下乡都很累很苦，但他们愿意，他们乐观地说：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最近在北大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有几个学者认为农民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提，农民的现实境遇不该怪基层干部，只应该怪人口太多。他立即站了出来痛斥了这个学者。他说：“知识分子不要只是考虑自己理论体系的完美和言辞的浮华，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和良心。”
在同朋友们的争论中，刘湘波道出了这种新“上山下乡”活动的真正内涵：他认为，目前虽然“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离全社会的关注还很远。大学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最具有良心和人文关怀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运动将带动老师、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各阶层对农民问题的真切关心，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关心三农问题的热潮，像印度喀拉拉邦一样，形成全民运动，如果农民一旦有了真正的农民话语，到离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也就不远了。

年轻一代了解农村
本刊实习记者郑现莉
2002年像一个新的“上山下乡”活开始年，北京、天津几乎每个大学立了大学生农村社团并积极地开展调研活动，他们深入农村和偏远山，一种新气象正在浮出水面。
一群具有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温铁军、徐勇、李昌平、于建荣等等，是在推动着这些活动的前进。还有一些无畏的实践者，他们不辞地工作在第一线，这之中有一个怪——刘湘波。

用脚做学问，用心做事情

刘湘波是个看起来很怪的人，他做贸，当过老师，今天却在坚定地探着“三农”问题。其实他最初让大学关心农村问题是源于他对大学现实教的批判。他认为，现实的大学教育，太地受着科学主义的影响，太多的被知、逻辑教育束缚着，非理性的人文素教育被看作异端邪说，这就严重地影了青年人的发展，也导致了今天教育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严重缺陷。而人素质培养的最好的途径不是背古诗，是深入生活去实践。所以从那时开始他就琢磨将中国两大难题—-农村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
他尝试着带领大学生们到农村去，恰在这时他遇到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马上就被他踏实的学风吸引住了。刘湘波非常敬佩温铁军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他也打算像温铁军先生一样用脚去做学问，用心去为农民做事情。他讨厌时下一些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和没有社会责任感，他决定带着众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脚踏实地去做。
他们首先到天津市附近的西青区上、中、下辛口和沙窝等村进行了调研，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此后他们走过了山西左权县上麻田村、皎沟村，山东沂蒙地区，平邑县的车厢峪，泉子峪、蒙阴县的张家楼村、荆汶村，沂源县的东高庄村；江苏省丰县的袁砦村、高李庄，王集村；湖南耒阳市上架乡东胜村，大义乡大义圩等村；山西原平县的沟里村、东岔村、石里坪村；河北正定县北早现乡北孙村、东叩村、七吉村；黑龙江绥化市五一村、胜兴二队、黑河西四嘉子乡西四嘉子村、小三嘉子村、小乌斯力村、东四嘉子村、新生乡；河南兰考县坝头乡杨庄村、雷集村，固阳镇宋营村，仪封乡三合由村等等很多地方，脚步遍及八个省近百个农村。
每次出去，都是刘湘波亲自带队。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上，他一路上和外出打工的农民们交谈，询问他们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给他们介绍党中央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给他们看历次的调研报告，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有的民工当场邀请刘湘波带队去他们家乡调研。刘湘波的一言一行深刻地影响了同学们，从此他们每一次外出都把火车当成了宣传室。

在这些走访中，他们不是为了欣赏蓝天碧草，也不是为了寻找激愤和痛斥黑暗，而是真诚地在探索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他们在思考着现时期的农民需要什么，当代的大学生又能为生养我们民族的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实践的摸索中，他们逐渐确定了支农、支教、扶了解贫、调研、建信息站这五大项工作，在为农民办实事的过程中成为他们信赖的朋友进而了解他们真正的世界。
每次出去之前，同学们都要在学校里组织一次捐衣活动，同学们也非常踊跃积极，有时活动已经结束了还有人送衣服过来。他们把这些衣服整理好，带给需要它们的老乡们。山里的人们生活还很贫穷，舍不得花钱买衣服，这些衣。服被他们留下来，只有在过年或外出的时候才舍得穿。这虽然是举手之劳，但对老乡们的帮助却很大，也一下子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往往很快就成了他们的贴心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用知识改变命运

为了真正深入农村，参加活动的队员们都是吃住在农户家，按5元／人／顿饭和5元／人／夜付钱，但是每次离开的时候都要想很多办法才能把钱留下。老乡们往往宁愿自己睡在地上，也要把自己家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被子留给同学们用，拿出最好的食物给同学们吃。在山
东沂蒙，一位老乡为了让队员们吃上热馒头，骑车走了十几里山路。一位老大妈非要请队
员到她家吃顿饺子不可，要知让他道，在这里每年只能吃到一两顿饺子，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奢侈的一顿啊。同学们拒绝了，可是大妈把饺子煮熟后，就站在路边一直等到天黑，硬是把队员们拉到家中，最后每个队员含着眼泪吃下了几个饺子。这是多么朴实的群众啊，可是他们至今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很多队员从此下定决心要为农村做些事情。
在走访中他们发现，农民不仅需要物质帮助，他们更需要科技、知识、思想观念这些精神支持，所以每次都要带上一些种植、养殖、科技、法律类图书，他们还找到了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光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宣传科技知识、赠送书籍，在村里播放光盘，老乡们就像赶集一样聚集在一起，一边看录像一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同学们给予解答，他们都兴奋地说：“俺们也用上了高科技j”一次在河北正定县北孙村，同学们就要回去了，一位养羊的老大爷找到他们，想再详细看看关于羊饲料配比的光盘，同学们立即卸下已经收拾好的东西，在一个农民家里连续播放了好几遍，他还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之后高兴地说：“这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有很多地方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信息来源很少很慢，为此他们每到一地都要建立一个信息站，找当地一个可靠的人做联系人，回去之后通过他与当地保持联系，他们充分利用自己信息来源广、查找资料方便的优势，为他们提供农业科技、法律、政策方面的资料，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已经建立了上百家这样的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从此改变一些人的命信息站。队员们同这些老乡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联系一次，老乡们很信任他们，写信让同学们帮助查找资料。
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忘记当地的孩子们，首先给他们分发本子、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然后给他们上课。虽然大学生们知识很丰富，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走了一些弯路。一开始，有的大学生给他们讲“五四”运动的历史，孩子们不感兴趣，很多人从窗户上跳出去了。给队员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刘湘波的讲课一“矿泉水瓶的妙用”：矿泉水瓶除了装水还可以干什么?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其想象力让这些大学生们也白叹不如。在刘湘波的启发下，同学们改变了教学方法，他们教小朋友们唱歌，给他们讲北京、天津，讲大学，讲“知识改变命运”。在一些地方，教学条件比较差，为了增强那些学习比较差的同学的信心，大学生们分别找他们谈话，告诉他将来可以考上大学，果然从后来的反映看，他们学习态度更积极了，成绩也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说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从此改变他们的命运。

上山下乡，星火燎原

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那些独生子女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愿意洗，他们会去关心农民?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大批的志愿者们已经投入到了这个支农调研的洪流中，他们中有热爱家乡的农村子女，但他们中更多的是城市的孩子。
他们聚集在一起，想方设法做事，他们工作非常勤恳，有时候忘了吃饭，星期六、星期日从不休息。虽然每次下乡都很累很苦，但他们愿意，他们乐观地说：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最近在北大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有几个学者认为农民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提，农民的现实境遇不该怪基层干部，只应该怪人口太多。他立即站了出来痛斥了这个学者。他说：“知识分子不要只是考虑自己理论体系的完美和言辞的浮华，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和良心。”
在同朋友们的争论中，刘湘波道出了这种新“上山下乡”活动的真正内涵：他认为，目前虽然“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离全社会的关注还很远。大学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最具有良心和人文关怀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运动将带动老师、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各阶层对农民问题的真切关心，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关心三农问题的热潮，像印度喀拉拉邦一样，形成全民运动，如果农民一旦有了真正的农民话语，到离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