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老刘是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他当然是有信念有理想有追求，但他的思考和行动既着眼现实又扎根乡土，绝非画理想当饼、拔头发奔月球一族。也许只是因为他实在是超越了世俗最长于理解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不解的人们才给他安了个“理想主义”的名头，把他拉回自己熟稔的小逻辑中。

在我看来，老刘乡间田埂上的脚步，是行走，也是探寻。

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问号。看一看大学课堂上学生们逃避的眼神、懈怠的神情和老师们的无奈，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都会问，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知识没有用，父母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大学来？

拿“三农”问题来说，1999年国家增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这本来是高等教育体系自觉服务于全党、全国“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立足中国国情、服务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自主创新。但纵然有多家著名的科研院所的人、财、物资源和研究力量为基础，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还是难掩尴尬：

试看，综合性重点大学的学生缺乏专业归属感，即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不愿下到农村基层，毕业就业时大多转向别的行业；而农业院校的学生对于农村区域发展所处的全球、全国宏观环境缺乏判断能力，视野通常比较狭隘；二者之间很少能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试想，当前农村区域发展的专业建设，似乎并没有和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性真正结合起来，在知识体系建设上仍缺乏自主创新，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有的学校的农村区域发展是以农村发展调查分析、规划设计、实施、调控与评价等方面的基本训练为主，带有明显的将工科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色彩；目前大多数高校有关农村区域发展的科目都是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发展管理为主，科目内容多数是照搬西方学科体系，而不是自生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实际，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难以学以致用，教育的初衷难以体现。

试思，近年来这个学科体系的建设，并没有跟上、服务于近年来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尤其是中共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转变。对于乡土社会对中国工业化的巨大贡献，对于乡土社会在生态文明阶段的重要性，普遍忽视。当前农村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情况下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后农业税时代农村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等重大问题，都没有纳入到现在的学科体系建设中来。

于是，一方面是“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一方面是各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这个在制式教育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靠制式教育体系自身按正常轨道去调整，往往会因利益集团的左右其中、上下其手而拖宕无解，而乡土社会的衰败又势如逝水，乡村重建刻不容缓！

老刘迈开步子去探寻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乡村建设的路。这条路，向上溯源，远可追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近可比八九十年代的中央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农村改革试验。这条路上，很多身影至今清晰可辨。人们不会忘记，这两次大潮中，一大批心系农村、心系天下的知识分子深入乡土社会、躬身践行农村发展，不仅对促进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农村区域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做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意义的重要贡献；与今天学术界的邯郸学步不同，那时中国关于农村区域发展的研究是世界领先的。

老刘的信心，不仅来源于他对先辈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继承，还来源于他对乡土社会内蕴之生机、力量的热爱和了解。他与全国志愿支农的大学生们一起筚路蓝缕的乡建之路，因面向全国高校的三农社团网络和分步于全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在试图解决学科建设与农村发展实际需求的矛盾上，在寻求纡缓三农困境上，在努力构建依靠广大群众进行社会管理的和谐乡村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也许只是在于，他们将课堂上的“小萝卜头”，和农村中往往只被统计为数字的“386199”，都还原成了“人”……

在这个过程中，老刘和所有在农村挥洒了汗水和热情的大学生志愿们，将自己筑成了大写的“人”，也把自己推向了学科建设的前沿，乃至于近百年无数仁人志士救国救民之思考与行动的前沿：

鉴于传统的涉农理论很难适应农村发展的需求，通过新农村建设试验区/点的客观实践，将有关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发展为多学科结合的理论研究，当代乡村试验区的建设客观上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参与、多学科集成创新的平台；

对来自试验创新基地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再用于指导农村试验区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趋近真理，既延续着、呼应着上一代乡建中“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也实现了当代高校的理论教学与乡村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要求；

参与式地践行当代乡村建设试验，不仅能够让参与其中的各校师生都能够深入实际来推进能力建设，还有利于培养能够让国际学术界认同的一流人才，推进以本土化为基础的国际化；

……

让行走在学术和思想探索前沿的老刘的脚步，在代代乡建者的跋涉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