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1年3月29日，相波离开这个世界已经5天了。

从天津回到苏州以后，一直就想写点什么，可总有无处落笔的感觉……

我和刘相波是齐齐哈尔师范学院88级的同学。记得那一年，他比其他同学晚了几天才来报到。当时我是班级召集人，就到他的宿舍看他，刚一进门，还没等我坐下，他劈头就问了一句：我准备成立“逍遥学派”，你参加不参加？你怎么理解“逍遥”这个词？当时我一下子就楞在了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怎么回答的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那个场景却是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

相波的性格是明显的外向型，而我是典型的内向型，在加上有一些懦弱、不善交际，所以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太多的交往。我们班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我主要在教室里上自习，相波则更喜欢到图书馆的自习厅学习。没有多久，我们班级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二厅厅长”，很多同学不无调侃地称他为“刘厅长”。原来图书馆自习厅有一个管理人员，大约50多岁的一位女同志，每天晚上九点半学生下自习后负责打扫卫生、关好门窗。可能（我很少到自习厅，不知详情）相波看她整晚上坐在那里很无聊，就代替她做这些工作，让她先回家。就这样，相波就当了“厅长”，有时晚上没去自习厅看书，可九点半一到，他还是要去关灯、关窗、关门。

一年级时，相波喜欢看尼采的书，对尼采的“超人哲学”、“生命意志”理论推崇备至，经常能够听到他在宿舍的走廊里与其他同学高声辩论。进入二年级以后，他对政治经济学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天捧着一本《资本论》，经常找经济学的老师请教。当时我们国家刚刚开始发行股票，很多人根本弄不清楚股票为何物。我们系的经济学老师准备办一个股票知识讲习班，他就四处去贴海报，比自己的事还上心。

好象是二年级的暑假，他和我都没有回家，交往自然就多了一些。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尊称我为大哥，二十二年了，他几乎就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是他的亲哥哥。

三年级开始，他就开始准备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起得特别早。夏天时还没什么，一到秋天，他的那件有些褪色的军大衣就成了我们学校的一道风景。他有极强的鼓动能力，在他身边时时围绕着一队“考研大军”。那时好象还没有考研辅导班之类的东西，在如何复习、如何选择教材、怎样提炼重点等等方面，他说的话绝对权威，下几届的学弟、学妹们都特别崇拜他。尽管他不是什么学生干部，也没有开展什么社团活动，但他的影响力在整个政治系（当时没有学院一级，我们学校本身就是学院）是第一位的。可能是他的外语功底差了一些，最后没有考上，非常遗憾。

四年级的一天，他忽然找到我，跟我商量要办公司，吓了我一跳。隐约地记得他对我说，我们在大学学习了四年，根本不了解社会，毕业后如果不当老师，那就很难适应。我们现在可以办一个模拟公司，切实地感受一下公司的运作过程。他知道我比较庸懒，就说不用你出力，只要挂个名就行，具体的事情我们来做。我劝他以考研为主，别分心。他说就当是休息，只要管理得当，不会占用很多时间。就这样，他当“总经理”，我当“董事长”，下设几个部门“经理”的公司就成立了。公司的名字已经记不清了，好象是“创智模拟公司”。主要业务是学生中间的“图书交流”、“代卖图书”（当时大多数同学都不好意思把自己不要的旧书拿出来卖，就由我们“公司”负责摆摊儿，提取分成。后来在读研期间我们又搞过一次类似的活动）、“自行车转让”、“家教中介”等等。

毕业时，我回到黑河师专当老师，他到了黑河经贸公司作报关员。黑河城市不大，我们交往得就更密切了。当时正是边境贸易最红火的时期，他的工资比我高很多，也比一般的工薪阶层高很多，我就经常到他那里蹭饭吃。他对钱没有概念，他们公司附近的饭店我们挨着个地吃。就这样，一直吃到我去读研究生。一年以后，他也开始厌倦了公司的工作。他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现在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大脑都开始生锈了。于是也到了湖南，成了我的师弟。我知道，读研在他来说只是个形式，他要寻找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相波走了，一句道别的话也没说，义无返顾地走了……

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而比遗憾更多的应该是欣慰，他的行动得到了亲人的理解，得到了“三农人”理解，得到了所有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的理解。

安息吧！相波。